最近有幸和Rosy一起去浙江的村子里转了转，一方面是抱着旅游的心态去了大名鼎鼎的乌镇（东栅和西栅），另一方面则抱着考察的心态参加了石门镇的农耕活动，以及前往青山村和三生谷生态村与当地负责人交流。总的来说，乌镇东西栅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古镇（历史文化街区）不同开发模式的对比案例；而其他村镇的考察和交流也反映出浙江在乡村振兴、乡村社会治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方面处在国内探索的前沿。
1 乌镇：东栅VS西栅
乌镇东栅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建设，2001年开放；西栅则是后来开发的。东西栅开发模式网上已有诸多介绍，在此不过多赘述。依我本科上课的知识和网上资料，东西栅可以视作历史街区和城镇开发模式光谱上的两个极端：
东栅景区是修旧如旧的保护式开发，定位旅游观光市场，景区收入主要依靠门票和较少的增值服务（游船和少量饭店）。景区内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原住民，居民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商业活动，但是管理较为严格（卞显红，2010）。
西栅景区则采取了完全搬迁原住民，买断景区内所有房屋产权，整体规划、整体开发，实现了集“观光、休闲、会展、商务”等多种功能，景区摆脱了依赖单一门票收入的传统模式，被誉为“乌镇模式”（董雪旺等，2018）。
近年来，随着政府和开发商愈发重视历史城镇街区的旅游与经济价值，外加上我国城市中产居民数量的提高以及旅游需求的提高和丰富，西栅开发模式更多的得到政府和资本的青睐。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2015年暑假去宁波慈溪的鸣鹤古镇进行考察时那边也用的这种“整体迁出、整体规划、整体开发、整体运营”的模式。
如果我们主要从产权来考察东栅和西栅的模式的话，可以发现这是历史城镇开发模式的两个极端。当然，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收购东栅景区的产权（卞显红，2010），不过在这里想更为抽象的讨论这两种开发模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应。
保留居民产权、仅进行外立面修缮和基础设施投资：
- 优点：①将居民“留在”历史街区中，保留了社群和社会关系，延续了习惯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也为保留文化的“原真性”提供基础；②旅游开发有利于居民改善生活质量（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同时开办商业活动也可以增加居民受益，实现旅游开发“藏富于民”的效果。
- 缺点：①由于缺乏统一业态经营，出于个人私利，居民可能会选择“短平快”的商业活动，导致业态的同质化和恶性竞争。过度的商业化也有损于游客体验。南锣鼓巷是这方面的典型。②单一门票收入，政府和开发商的投资回报周期长，利润有限。③旅游开发对于居民居住质量具有锁定效应，出于景区风貌保护的要求，居民对于居住环境的改善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因此在基本的基础设施改善后，居民仍然居住在阴暗逼仄的传统房屋中；抑或是通过旅游征收的居民可以通过购买商品房而搬离景区。
整体迁出、整体规划、整体开发、整体运营：
- 优点：①整体规划开发，有利于景观营造，提升游客整体旅游体验；②通过整体运营，有效避免业态同质化和恶性竞争；③通过规模化运营和高规格的修缮质量，丰富服务种类，提升服务质量，进而提高客单价，提高利润率，减少资金的回收周期。
- 缺点：①社区空心化，居民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被打破；②文化原真性丢失，商业气息浓厚；③早期通过一次性给付的方式使得原住民迁出（实物补偿或货币补偿），居民无法享受后期旅游开发的收益。
不难发现，两种模式的社会经济文化效应基本上是相反的。事实上，在资本议价能力不断提高的当今社会，第二种模式正在成为历史城镇开发的主流。包括南宁市的“三街两巷”项目也都是整体迁出和开发的模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第一种模式通过政府与开发商严格管控、精细治理和有效引导也可以避免业态同质化的问题，但是单一门票收入阻碍了政府推动治理模式转型的积极性。反过来，严格的业态规定也不利于居民通过商业获取收益，进一步强化了生活质量的锁定效应。而放松管制带来的旅游高收益也并不能保证所谓的文化原真性和原住民社会关系的留存，因为原住民可能会因为翻修成本较高而选择购置商品房，反而将景区内的老房子出租转手给别人经营。
文化是发展的、是社会建构的，只有大量的人流和源源不断的旅游收益才能成为原住民提高文化自信，“愿意”重返“传统生活”的重要原因，这个已经被大量的少数民族村落改造所证明。事实上，在我前往的那天周末，烟雨朦胧下，东栅景区人非常少，而西栅却熙熙攘攘，至少从旅游开发上西栅的成功性已经得到证明。也许很多学者会批评西栅的方式完全破坏了古镇的历史文化。但我以为任何历史城镇的开发，第一要考虑的原住民的生存质量有没有得到改善，第二要考虑的是游客的体验有没有得到提升，文化则是可以在开发后不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因此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在“整体迁出、整体开发”的模式框架下如何尽可能从资本的嘴中夺取一些收益，返还给社会、返还给文化重建当中。其中一个可能的方式是要求后期运营中雇佣的人员要求有一定比例的原住民，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他们的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吧。
2 乡村振兴前沿：让年轻人重新回到村里
嘉兴石门镇的农耕活动以体验为主，虽然也是通过挖掘乡村特色（丰子恺故居、良渚文化遗址）、打造文化IP，进而带动农村发展，但与我本次试图讨论内容不符，在此略去不表。下面主要介绍杭州市余杭区青山村与杭州市建德市三生谷生态村的发展模式并作简单讨论。
青山村位于杭州市西北，与杭州市车程不到1小时，路况良好。起初大自然保护协会选择在这里做水库的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方法十分简单，就是将水库附近的林地农地租下来，不给农民私自使用大量化肥农药种植竹子（当地特产）。后来协会为了谋求水库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是资金来源的可持续，另一方面是租用的可持续（以防村民断供不租），成立了基金会，同时发展一些教育、培训、团建等服务收取资金。人流的汇聚对农家乐和民宿产生需求，保护协会也和农民进行紧密合作，一方面为民宿引流，另一方面收取一定份额收益作为“捐赠”为水库保护提供资金支持，由此打通了商业模式。阿里巴巴投资了青山村第一年的保护资金，同时也将这里作为认证的自然教育基地。此外还有一系列的报道、联合国认证等等事件不断提升人气。最为标志性的事件是“融艺术图书馆”的落成，并举办手工艺国际展。该图书馆汇聚了全中国的手工艺品，使得青山村也成为全球艺术家学习中国手工艺的“第一站”。此后又有“麦芒”体育创设和不同机构入驻。青山村相对低廉的物价和房价、同时又具有国际化的网络，吸引大批“新村民”长住于此，他们成立了青山村同心互助会，与老村民、政府等利益相关方一起商议青山村的发展。
如果说青山村是自下而上的发展，那么三生谷生态村则是顶层设计+分步实施。生态村在全球多地都有不同的实践案例，这里采用的理念溯源至美国柯布院士的思想（后现代过程哲学等等）。具体细节略去不表，大致是从生态、生活、生命“三生”理念，从生态、经济、文化、社群等生态村四个维度，立足于原始基地（建德市胥岭村）的特征，进行“整全设计”(Holistic design)，来建设发展生态村。这里设置了教育机构（一村一书院）培养生态村建设人才，通过吸引并留下年轻人，运营文化IP来回笼资金并实现乡村振兴。
与目前主流的在乡村中引入产业（农产品加工、文旅、电商等）从而实现乡村振兴不同，青山村和三生谷生态村走的是一条通过增加农村的吸引力，实现年轻人回流、甚至不属于这个村的年轻人落户成为新村民，从根本的人的角度来实现乡村的振兴。这种模式与产业植入相比更为可持续。
在历史上，从霍华德“田园城市”开始，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实践上一直都有对城市生活（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反思、批判与一些乌托邦实践。大城市的高房价、高污染，以及不断被榨取剩余价值和极度异化的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灯红酒绿的消费主义社会，让城市居民产生“逃离”感；此时，一个在大城市周边，具有乌托邦性质、极富诗意的村庄，成为了一个磁极，将这些逃离大城市的居民吸引到村子中，成为了新居民。同时，在移动性不断提高的流空间中，只要物理距离接近、配备上互联网，就可以保证那些以脑力创作为主、对协作要求较少的工作可以开展。此时如果还有一个不错的社群和文化氛围，外加上尚可的居住条件，这里就具备了年轻人回流和入住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入住的以年轻人为主（对医疗、教育要求不高），同时他们的职业也以文艺创作居多（待考察）。
不过，就这两个村子而言，他们目前主要的资金收入还是依赖城市人来此处进行消费、享受服务、接受教育培训等。城市是伟大的，他的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早已被证明。因此，只要这种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没有改变，只要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仍然依赖门槛和规模经济，这种以乡村作为磁极来吸引城市居民、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案例就不会是主流。模式的复制和成功严重依赖特定的时空条件，比如区位、大城市有足够压力、大城市有一批接受这种慢生活方式的群体等等。也许会有一些案例成功、也有一部分人群认可并长期居住在乡村中，但是这种模式不会成为所谓“城市未来的归属”。
这种探索始终是有意义的，为城市居民在生活压力难以承受之时提供一个暂时的避难所，提供一个诗意的浪漫色彩的想象空间，即使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现实当中。
3 结语
乡村是需要振兴的。从西方城市发展的历程中也可以看到，当我们给乡村提供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尤其是足够的移动性基础，道路、网络），外加上通过改建和装修后达到尚可的居住条件，乡村一定可以成为除了城市以外的“第二选择”。可能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引入什么产业、做大量的投资，这其实是一种浪费。现在也有很多乡村振兴或美丽乡村的案例是要把农村城镇化，实在是没有必要——农村就是提供了城市不同的生活方式才具有他的魅力。不过，我们也同时需要意识到在城市化节节攀升的情况下，一些乡村老龄化、空心化，乃至萎缩、死亡都是在所难免的，此时重要的就是做生态修复即可，没必要做一些缅怀和挽救。
中国是农业文明大国，我们或多或少都与农村有联系。我非常同意当时在返程路上讨论的一个观点，处理好农村问题，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处理好农村问题，也是为处理城市问题奠定基础。
本来只想写一两千字的，写着写着又写多了，下次还是精简一点为好。这次写到这里。
参考文献：
卞显红.江浙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模式比较[J].城市问题,2010(12):50-55.
董雪旺,徐宁宁,陈觉,李艳杰.基于游客地方感的水乡古镇开发模式——兼论乌镇模式的可复制性[J].经济地理,2018,38(06):187-192+202.
20200803 补充
今天偶尔看了一个《三十而立》的一个片段的时候突然想到，这次去浙江考察的这几个村子的发展模式，以及所谓的“新村民”，其实也暗合了城市发展阶段的规律，即“逆城市化”现象。
在城市地理学中，城镇化的一种阶段划分可以分为：城市化(urbanization)、郊区化(suburbanization)、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 or de-urbanization)以及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其中，逆城市化指的是城市居民向农村迁移。与城市化、郊区化一样，严格的逆城市化概念也需要严格的数据定义：即城市人口下降，而农村人口上升——城镇化率下降。当然，宽泛的逆城镇化现象也可以笼统的指城市人口开始（有规模的）向农村迁移的现象。
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逆城市化通常和内城的贫困和剥夺(deprivation)有关，这和郊区化是一致的。不过在中国，不论是郊区化还是现在新兴的、尚未形成气候的逆城市化现象都没有带来中心城区严重的衰败。这与我国特有的公共设施服务、土地制度有关，当然也和目前网络社会大城市的重新兴起有关，在此不过多赘述。
显然，逆城市化的基础是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居住条件的改变与道路通达，同时互联网也提供了居住在农村但是链接全球的可能。这些基本条件也是我在这次旅途中所看到的。
不过，这里还想说的是逆城市化后的再城市化。再城市化得益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政府对市中心的投入和复兴，乃至产生了诸如绅士化的概念与现象。不过，对于居民个体而言，当年搬迁到郊区（郊区化进程中）和农村（逆城市化进程中）的居民，当他们老了以后，又决定重新回到市中心居住，这是因为市中心便利的服务和临近设施。
过去，惬意的郊区与诗意的农村生活方式向来与便利的、高质量的服务无关。这也是在这次的几个乡村案例中可以看到的，尤其是三生谷生态村。但是，在网络社会进一步发展，互联网应用更为广泛的未来，两者是否可以划上等号？
在三生谷生态村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新村民们通过网购享受了“现代”的商品服务；未来，诸如在线教育、5G医疗等新技术和新应用，是否能探索出一条新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