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围绕地理学的解释（explanation）以及解释所需的各种方法开展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哈维对当时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中对计量方法的忽视以及有逻辑的对提出的理论和假说进行经验性验证的缺失感到不满，也对片面的运用数量方法甚至导致误用和滥用的写作背景感到焦虑，因而在书中花费大量的笔墨详细介绍了其他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心理学等在过去不被认为是科学的学科，如何利用数学、模型以及系统等分析方式，提出理论、定律并验证之，由此希望能为当时（以及后来）的地理学者提供参考。
正如译者在前言中总结的：“本书对西方地理学发展的影响至今仍然很明显。尽管七八十年代科学哲学界已普遍认识到逻辑实证主义的不足，科学哲学已有新的发展；西方地理学在关注福利、贫困、社会公正、决策等问题时，也看到了价值观念和人的主观性等因素的作用，从而引入了现象学、理念论、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但有关论著在地理学理论上的影响，远不能与本书同日而语，而在指导西方地理学研究方面，至今的主流仍是哈维在本书中所总结并发展了的那些方法论。至今本书仍是西方地理学科学方法论方面的权威教本。”事实上，不仅是西方地理学，中国人文地理学自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步放开并引入西方地理学以后，哈维在书中所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仍然是当前中国人文地理学主流的方法论选择，大部分的方法仍然没有脱离哈维在书中所介绍的内容，只是在模型和技术的选择上种类更丰富而已。
对理论的不懈追求是哈维在书中反复思索和倡导的，而这也是我所关心的内容。哈维对于地理学理论方向的思索散见于书的各个部分，同时结合不同学科的概念和理论以及不同方法模型对地理学可能的结合提出建议。在这里，我将摘录其中的两个部分并做出一些讨论。
地理学是一门关于空间的科学，这一点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但哈维同时认为时间维度在地理学的理论构建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在讨论地理学的固有理论和派生理论时，“当地理学家根据空间—时间语言（康德提议的思想空间框架或是后来所说的相对空间框架）来提出他们的分析思维时，则固有理论能够发展；但当地理学家借助于相宜的语言时，则形成的理论显然或明或暗的从其他学科而来。”在讨论地理学一般理论意义时，“它将探讨空间形式的原生理论和时间过程的派生理论的结合。”同时，哈维指出“关于地理学理论的性质，我作出一点思索，认为我们关于空间形式有自己的理论，关于时间过程有衍生理论，而地理学的一般理论指的是考察时间过程和空间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时间过程的派生理论或衍生理论，我认为，应该指的是其他学科关于某个现象或某个事物“发生机制”的理论，将之衍生到地理学中，并和地理学固有的空间表达和空间理论相结合，进而引发出新的地理学理论。时间地理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将我们关于人口空间分布的描述模型和社会学当中连续的生命线相结合，构建了连续描述人口迁移的模型。不过时间地理学在时间维度上的处理更加直接和纯粹。这很好的提示了我们如何对地理学理论创新的路径，同时，不要认为加上空间维度的考虑只是研究视角的创新，因为“地理学的唯一活动就是从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原理中推导出空间模式和形态，那么，很快就会说明这一活动存在及其复杂的技术和概念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当的学识能力。”但是，我们也不能止步于在空间上进行表达，应该在空间—时间结合的基础上做出更进一步的理论创新，这也是破解地理学“孤立主义”的重要方法，因为“地理学中我们‘孤立主义’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我们没有向其他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提出挑战性的问题。”
另外，关于地理学中“解析水平”，或者说尺度的思考也是值得反复品味的。哈维在最后一章指出地理学“正在进入一个整个解析水平范围上较少徘徊的阶段，主要是因为其他一些学科已经占领了。……但我们仍在这里思索，我准备建议，地理学思想的另一个基本信条是，根据区域解析水平来确定其研究领域。在那种解析水平上表现出重要变动的任何迹象，都可能是地理学者的研究课题。”这实际上回答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疑问，地理学似乎什么现象都可以分析、都可以研究？确实如此，只要不是微观到个体体内的生理学变化，也不是宏观到宇宙演变，地理学似乎都是可以囊括的；不过对于一个学者或某一个领域而言，确定一个解析水平（研究尺度），然后去研究这个水平的所有迹象应该是可取的研究思路。那么，对于时间地理学者而言，坚持个体尺度，研究所有的行为（外在行为、不是内心行为）及社会技术变动的影响，应该是没问题的。
最后，哈维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充满希望和信心，也透露了自己研究兴趣的转变：“没有理论，我们就不能指望对事件作出有控制的、始终如一的和合理的解释。没有理论，我们就很难声称了解自己学科的本体。因此对我来说，在一种广大而富有想象力的规模上构筑理论，必然是今后十年中我们首要的目标。正视这个任务需要勇气和独创性。但这并没有超越出当代地理学者的才能和智慧，我对此充满信心。”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于地理学充满热爱、对地理学的发展充满信心。经常有一个说法提到哈维在做了一段时间的计量地理学后转向了结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隐含了对计量方法的批判与错误理解。事实上，哈维通过本书已经将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轮子）给所有的地理学者造好了，而他要转向更为困难的地理学理论的发展，因为光有方法论，没有理论我们只能原地踏步。而且这里的理论绝不是过去简单的区域性的描述，而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因此，逻辑实证主义的训练和他对于地理学理论的思索，无疑为他后续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这也可能是他能够被社会学界所认可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