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最近看的一篇文献（Donald Mcneill, 2021. Urban Geography I: ‘Big tech’ and the reshaping of urban space）的指引，快速阅读了文献中大量引用的理查德·佛洛里达 (Richard Florida) 所著《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一书。本书是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之后，阐述伴随新兴经济而日益严重的城市危机。这里所谓“新”城市危机，是相对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美国郊区化所带来的内城衰败、犯罪率飙升的“旧”城市危机。随着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的转变，知识经济、信息技术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人才开始回流城市中心地区（“再城市化”）。人才、资本、信息在城市中心的集聚带来了城市中心的复兴，但也同时推高了城市中心的房价，对“低端人群”起到挤出作用。另外，信息社会特殊的纺锤状阶级分布（少数高端人群加大量的低端服务业人群）造成中产阶级的流失，进而扩大了城市贫富差距、贫困以及社会隔离的问题。具体而言，这些城市危机包括房价不断攀升、不平等程度不断升级、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社会和阶级分化与隔离、日益恶化的郊区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停滞和大量贫民窟问题，以及全球范围来看少数超级城市和世界其他城市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的问题等。此外，作者也提出城市以及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是右倾保守势力抬头的重要原因（川普上台）。
Florida认为解决城市问题的有效出路不是放弃城市化；相反，应该进一步发展城市（多少有点“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那味儿）。但是，未来的城市化必须是普惠的、可持续的、包容的以及高质量的。具体来说，作者提出了若干条建议：将聚集力变成发展助力而非阻力；用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密度并促进发展；（在城市中心地区）修建更多经济适用的租赁房屋；将低薪服务业工作转化为中产阶级工作；通过对人和地方的投资消除贫困；与世界一起促进繁荣；授予城市社区（本地治理单元）更大权力。总的来说，这些建议在应对上述问题时应该是有效的，但却不是“新”的建议。换句话说，所谓的新城市危机也未必全都是新问题，更多的是旧问题的新表现形式，或者旧问题所处在了新的社会经济背景。因此，许多建议都是“老调重弹”。那么这些建议在早期发挥了什么效果、起到了什么作用，作者并没有进行评估；这些建议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应该做些什么调整，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新技术能够更好的推广，作者也没有讨论。当然，这都是小问题。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作者提出的这些所谓的新城市危机与解决之道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在北美（美国+加拿大）的工作与生活经历，最多再加上英国。从某种程度上，由于资本与信息的全球化，大城市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许多问题，比如社会隔离和贫困，在中国社会就有不同的解决之道。我想这一方面是作者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城市工作者没有说好中国故事，至少在学术领域很多时候还在仿照西方议题。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中国城市理论，这是我们城市研究者的使命。下面还是一样，阐述我的三个想法，其中最后一个想法会更多的关照中国经验，前两个主要是基于学术研究和日常现象的思考。
第一，拼布城市与社会隔离的行为解决之道？
作者提出了拼布城市的概念，核心特征的是，城市分裂为紧密结合的集中优势区和面积更大的集中劣势区，它们在市区和郊区中纵横交错。优势和劣势区的本质是高端的创意阶层和低端的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同时伴随着人群隔离的还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绿地、商业设施可达性的差异以及犯罪率、景观、污染等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与过去工业化时期城市社会区分布不同，工业化时期的同心圆、扇形模型和多中心模型的某个阶层分布面积较大，而拼布城市（或者是马赛克城市吧）不同阶层的分布面积较小，更多体现为优势区以楔状嵌入到某个劣势区中，而优势区往往占据了主要的公共交通站点与商业中心。如果从指标上来看，拼布城市的社会隔离可能会低于过去工业时期以及种族隔离严重时期的社会区分布，但在日常生活的感受来看，拼布城市的“隔离感”显然更强。
有意思的是，中国城市一直以来都是“拼布”状，或者马赛克状的。所谓的“城中村”，或者郊区的“村中城”（在城市发展边缘新开发的楼盘）都是拼布城市的重要体现。不过这里不讨论这点，而想讨论行为与拼布城市、社会隔离的关系。一定程度的居住隔离显然是有必要的，因为不同人群的生活习惯不同，完全打破居住隔离只能产生更多的矛盾。但是，完全的隔离却会割裂社会。因此，在保持一定程度的居住隔离，但同时又降低隔离程度，这个时候就需要依赖规划与行为视角。人的日常活动不仅局限在居住小区，借用邻里效应平均化理论（NEAP），居住隔离“量”会因为人的移动而平均化。因此，与其在居住隔离上下功夫，不如在整日活动空间中发挥规划和政策力量，减少整日活动空间尺度下的隔离水平。这个时候，行为的感知空间就发挥作用了——如果高端人群觉得低端人群所居住和活动的空间破败、危险，那么他们是不会前往的；反之，如果低端人群觉得高端人群居住和活动的空间不属于自己，甚至会遭受歧视，他们也不会前往。因此，如何从规划上减少双方在活动空间中的空间认知障碍，以提高他们在活动空间中的融合能力，这可以成为未来的研究议题。
第二，绅士化与中国特色的包容性改造？
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大量文献，阐释绅士化现象并不会带来媒体或学界所宣传的严重的挤出效应。从某种程度上，高端人群进入社区为中低收入者带来的好处可能要大于把他们挤出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因为他们的进入改善了社区的公共服务、街道景观，提升了社区社会环境；即使中低收入者离开，他们售卖房屋的价格也会远超预期。挤出的更多发生在租房人群——而这恰好是中国城市所不具备的特征。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广义上的绅士化更多的发生在旧城更新改造的过程中，即拆除房屋，原来户主被“赶走”，重新开发的楼盘吸纳收入更高的人群。但这个解决方法也往往是比较简单的，即实物补贴，即补偿同样位置的一户房屋，由此原来社区所具备的社会关系也得以保留。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开发商对于利润率的要求外加上城市规划的指标要求，实物补贴在一些特定的地区（比如历史风貌保护区、老城区等）无法实现；也处于操作上的简便，现金补贴的方式更容易执行。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因为居住在旧城的居民拿着一笔超额补贴同时能够住进基础设施更好的楼盘，总体来看他们的居住条件还是改善了。从政策上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式的旧城改造可能会挤出内城低收入者，带来社会隔离的增加；同时也需要避免拿着超额补贴的家庭陷入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总之，如果能实现包容性的旧城改造是最好的，但这需要精巧的制度设计与本地社区居民的配合。今年数慧会议上人大叶裕民老师就这方面介绍了许多研究和案例，非常值得学习（https://mp.weixin.qq.com/s/ak8gErnMDESlZTj07F0MGA）。
第三，城市贫困、高质量城市化与乡村振兴。
我最近一直有一个想法，中国的乡村振兴是避免城市集中贫困的出路、是农民城市化失败的退路、高质量城市化的重要道路。这可以说是中国经验和中国创新。关于乡村振兴与城市化的关系，参见我之前的博客文章（https://powerlcj.com/664/2021/02/14/）。
西方学者，至少以这个作者为代表的学者，往往都从城市出发解决城市问题。中国的智慧在于通过区域来解决城市问题，而乡村就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一环。我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严峻的城市贫困与大面积贫民窟问题？户口、宅基地等模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乡村发展的越好、振兴得越好，城市也才能发展得越好。而作者在书中所强调的发展城市可负担房屋、基础设施投资、解决犯罪率等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城市中破产的居民自我生存的问题——他们只能成为无家可归者，或者成为印度贫民窟中的一员。反过来，乡村发展的不好，那么农民只能“逃离乡村”，宁可成为贫民窟中的一员，这实在是比较遗憾的。作者最后还大言不惭的说美国要发挥更广泛的世界领导力，在全世界打造更强大的城市——美国的城市化经验不能说失败，但也绝对不成功，相比起来，我国的城市+农村模式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城市而言更具有借鉴价值。
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未来可能还会在中国城市中出现的贫困问题。当前，我国在农村反贫困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关于城市贫困还没有很好的实践。如果按照城乡联动的思路去想，当在城市中贫困到什么程度，可能可以让这位居民回到乡村，重新成为农民？为了他成为农民，在技能上、认知上需要做什么提前准备？或者有什么新的解决之道？随着城市化程度的继续提高，城市贫困是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城市研究者提前做好准备。
书籍：理查德·佛罗里达，吴楠（译）. 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