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的时候，在设计课上读了项飚在硕士期间所完成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对其简洁明了人类学研究印象深刻。当时因为设计课的项目选址是北京的大红门地区。大红门与动物园批发市场一起，这个地区是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和中转基地，因此与前一个时期的浙江村在功能上是有延续和联系的，甚至在位置上都相差无几。当然，由于北京市的疏解政策，动批和大红门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https://wap.bjd.com.cn/news/2021/09/10/171015t280.html）。
说回来，因此当我从我那无敌闪耀大美女宝贝儿那儿知道项飚又出了一本书，名曰《全球猎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看看，期待着他能给我们什么惊喜。全球猎身，用其英文名可能更好理解，Global Bodyshopping，刻画了在全球范围内劳动力是如何被当成一个商品，经历生产（教育培养）、运输（通过担保获取工作签证）、售卖（获取工作）的过程。作者在这里是以印度的IT工人为案例进行说明；虽然IT行业以及印度的制度、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网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这个生产销售过程的所有个体几乎都是根据自己的经济理性进行活动的，因此其所呈现出来的劳动力在全球流动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自我强化的过程、机制和社会影响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按照惯例，下面还是讲三点想法。不过在具体讲之前，还想说一下这本书的前言部分也十分精彩，展现了一个博士生做博士研究的心路历程。一个好的、极富创造力的博士研究，没有痛苦和牺牲是很难呈现出来的，我想至少这个部分都值得每一个做社会科学的博士生来看看。
- 劳动力与商品生产的全球化：兼论人力资本的再本土化
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往往被视为创造商品和服务所需的三大生产要素。一般认为，土地是不可移动的，而以金融资本为代表的资本的全球流动已经非常自由，这实际上也是跨国公司可以全球布局产业链的基础。此外，尽管有关税，全球产业链的中间产品和最终商品的全球流动也处于逐步下降的阶段。而由于各个主权国家对于工作签证和移民的严格限制，劳动力流动在过去被认为是很难发生的，但是IT业的出现则打破了这样的规则。由于IT业自身的特性（什么特性？）加上对政府的游说，发达国家降低了对信息产业就业者的签证与移民限制，这直接促成了一套批量生产IT工人并送往全球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生意模式，其中劳力行起到组织动员基层资源生产IT工人、精准匹配IT企业招工需求的核心作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劳力行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固，这样的模式得以维系。
作者在书中指出这种劳动力的生产与全球流动，和日韩、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大陆的“地方—全球”经济关系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处在生产底层的地方能不能在剥削关系中进行资本积累。东亚的例子表明，商品生产的全球化通过诸如溢出效应、出口导向转变为进口替代等方式实现了原始资本和技术的积累，进而实现经济腾飞（虽然中国大陆的例子表明这仅限于沿海地区，而且长三角和珠三角进行积累的方式不同）；而印度的IT工人生产则在攫取了本地的剩余价值后（通过嫁妆、雇佣童工、低种姓等方式），并没有实现积累，反而费尽心思构筑的人力资本前往了国外，为发达国家以及跨国企业服务。作者借此说明每个群体都会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全球化，全球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剥削剩余价值。
将东亚的例子和印度的例子进行比较，虽然直观，但也存在不恰当的地方。东亚进行的是商品生产，而印度进行的是劳动力的“生产”——而这个劳动力，最终还是要进行某种技术、服务或知识生产的。事实上，印度例子呈现的全球高科技公司和发达国家与地区对印度农村地区的虹吸效应，在我国也有所呈现，只是我们发生主要是在一国之内，主要体现为东西差异和城乡差异。我们常说沿海发达地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产生了虹吸效应，我们也说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对区域内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产生了虹吸效应，这种虹吸效应，也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流动进行的——他们在发达地区劳动，创造了经济价值，也创造了税收、养老金，还给“土著”交房租，而这样一个标准的劳动力，在义务教育前，都是由欠发达地区培养起来的。如此这般，欠发达地区的剩余价值也被发达地区吸收了。
因此，归结起来，这是一个劳动力生产和流动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与商品生产的全球化与金融资本的全球化相比，劳动力的全球流动给地方带来的剥削更隐蔽，也更彻底。作者强调写作的现实关照是希望改变全球化参与者的意识，促进他们反思和行动，以改变这种不平等。我们不禁追问一句，有什么制度上的设计能够改变（至少减缓）这种不平等？在商品和服务制造方面，我们刚刚达成了跨国公司的全球最低税率，早期也有所谓的公平贸易（fairtrade）的努力，但是关于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不平等方面的努力还知之甚少。一国之内，我国正在或已经推行的医保、养老统筹，中央转移支付等可以理解为抵消部分影响的努力，但也不是一个针对性的设计。总之，如何减少人力资本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更进一步的，如何实现人力资本的“再本地化”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有意思的是，至少针对我国城乡不平等而言，不管有多少是因为人力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城市户口的限制、农村土地承包权不动摇（“大不了就回家种田！”）、乡村振兴，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人力资本的“回流”与再本地化。可以预测，在知识经济和服务业比重越来越大的未来，以村集体为基本单元，未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的放开，供更多的城市人变成“新农村人”，以此推动农村发展和改善城乡不平衡，这可能是一条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当然，对于个人而言，我也在思考如何以一技之长反哺生我育我的家乡。因此，“回乡”不应该只是乡愁，这应该是每个从家里走出来去外界闯荡的人们所必须拥有的计划。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确实达到了作者计划的目的了。
- 中国的人才出与进
我国在上个世纪后半叶也出现了很多人才向外流动的现象。人才流动通常被认为是个人的天赋、努力，却往往忽略了背后的社会系统与所付出的成本。所幸，新世纪以来有很多华人又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当然，他们回来也不太可能回到出生的乡里，这与作者所描绘的IT人才回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回到农村的人在提升，这实实在在是修炼内功的结果：只有把中国社会打造好了，把每个角落都打造好了，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其中也包括那些回来的人才。我也看到身边越来越少的同学选择出国深造，而留在国内，这正是国内外实力对比变化带来的。当然，我们也还会意识到我们和发达国家也还有很多差距。
这里不主要谈这个，而是希望展望未来。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我们在吸引其他国家人才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进行制度设计，减少对出发地国家带来的损害？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实力的发展，进来的肯定不只是那些发达国家的人才，还更有可能是一些希望藉由中国实现财富和社会地位向上走的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国家的人才；而随着我们人口的下滑，放松工作签证和移民的可能性也在提高。此时，提前去考虑上面那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让我想到当前国内的一些实践，比如CSC要求回国工作两年、少数民族优待政策也要求回到所在省市进行服务等。当我们在引入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才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进行类似的制度设计。
- 对gig workers的全球管制
如果说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严重受到主权国家管制的话，通过互联网平台远程出售自己劳动力的自由职业者则没有这样的约束。由于新经济对于场地和设备的依赖较小，需要协作的部分减少，因此更容易发包给个人，也适应了新经济对高度灵活性的需求。在线劳动平台应运而生，也称为在线零工平台（online gig platform），相应的有零工（gig workers）和零工经济（gig economy），这也是当前数字地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见Anwar and Graham, 2020, 2021）。
(upwork.com)
零工，特别是通过平台撮合的跨国零工，他们售卖自己的劳动力给特定的企业。当这种工作包含的智力水平较高、时间较长，是项目制而不是计件工资时，这种劳动力售卖与此书中提到的劳动力流动具有了相似性。不过，与跨国流动不同，这种劳力售卖很多是在本地发生的，因此也许会对本地的资本积累和知识溢出有帮助。但这里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提前去研究这种跨国的零工经济对发包企业所在国和劳动力所在国的影响，比如税收、养老金和社保的收取与缴纳，零工经济成体系和规模后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以及这种积聚在劳动力上的人力资本的转移等等。就像我们对跨国公司，特别是对这种平台型企业设置全球最低税率和进行反垄断调查一样，我们也需要提前对这种劳动力跨国流动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管控，这样才是更有利于其流动，而不是因为有负面影响而因噎废食。
参考文献：
项飚，王迪（译）. 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技术劳工.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