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关于新冠疫情谣言传播的观察与思考

从上个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终于”被确定可以人传人以来已经过了25天了，但是每天确诊的数量还在往上涨，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新增疑似病例数下降、非湖北新增确诊数连续几天保持比较稳定的水平，同时治愈数远大于死亡数。在这次疫情中，自媒体（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站等）对信息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发挥媒体对政府监督作用方面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但与之伴随的是大量的谣言，抑或是真假掺半的消息，在各个平台上传播，与真实发生的事实一起牵动着全中国人民乃至全球华人的心弦。

虽然我这种憨憨既不刷微博也不看朋友圈，但是少数公众号以及大量的群链接依然充满着各种传播甚广的消息，部分消息很快被捶说是谣言，部分消息捶完以后又有“更权威”的媒体证实是真的，还有部分消息因为缺乏更详细的关键证据至今真假难辨。诚然，这一时期的大量真假消息（特别是谣言）的大量传播与前述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渠道、对于舆论管控的略微放松和人民群众对及时信息的迫切需求有密切关系，但我想从一个更宏观和长期的视角来分析为什么假消息在中国环境下能够传播这么广泛。需要提前指出的是，我并不知道其他国家谣言传播的效果和原因，但是我所讨论的情况局限于中国大陆环境；其次，我所讨论的内容仅基于日常观察和思考，若有与理论呼应或与理论不一致的情况欢迎指正。

直接给出结论，在大陆语境下谣言能够大范围传播的原因有但不限于以下四个：

1、    接受者与传播者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
2、    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3、    官方媒体的“官腔”与谣言的“生动”；
4、    其他原因：大众对信息的需求；自媒体与信息传播渠道；流量与利益的追求等。

让我们一个个分析。

首先，接受者与传播者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这里我将对象限定在接受者和传播者，但是我想说的是大部分国人，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也都未能去批判性的认识某个信息。这是一个源于教育和日常实践的能力，但很遗憾，我们的教育体系不允许批判；日常实践中长期以来对于言论的管控也让我们丧失了许多看到不同意见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长期如此，我们开始放弃思考，而选择去相信眼前的信息。我认为这是谣言得以大规模传播的基本条件。不仅对谣言如此，对所谓的官方媒体、权威发布就是更加信任，参见人民网发布双黄连有利于抵抗新冠病毒带来双黄连抢购案例。

其次，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言论管控的另一个效果就是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在本次疫情中，“8人传播SARS被拘”“武汉百家宴”“柳叶刀论文”“黄冈疾控主任”“武汉红会”等事件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打击极大，其中“8人传播SARS被拘”事件发生最早，也是言论管控的一个“恶果”。不仅本次事件，在其他社会事件中，仿佛“被删”“被封号”、甚至当事人因造谣被拘留却更能说明其发布的内容是客观事实，只不过政府为了掩盖这个事实而不得不采用控制的手段，这似乎已经成为了部分人的基本信念。至少，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会让大众更主动的了解其他渠道的信息，这与第一点一起共同推动了不实消息的接受和传播，这是谣言能够广泛传播的客观条件。

再次，官方媒体发布消息的“官腔”与谣言的“生动”。这里不是说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就一定正式、死板、充斥套话，而谣言讯息就一定生动活泼、接地气，而是想突出这种对比关系。我们看到许多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不论在大众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是制式化的、比较死板、文字较多、也比较抽象，比如常见的蓝底白字的“情况通报”等。与之相对，很多自媒体发布的消息（不仅是谣言）比较活泼、形式不限、图文并茂，甚至还有视频，同时很多时候从微观案例出发。这里也不是说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就没人看，而是那样的信息通常印象不深，同时也很难引发传播的欲望。通常反应就是“哦，知道了”，然后接着看下一条。而很多谣言的特点则是很新鲜、印象深刻，让人觉得非常需要转发给身边人以凸显这种“大跌眼镜”消息的爆炸性。当然，这种新鲜和印象深刻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是炮制的消息有关。同时，官方消息经常性的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而包括谣言在内的自媒体却通常显得更为真实。我认为这是谣言传播的主要推手。

最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包括：对舆论管控带来的讯息缺失，特别是对一些深入事实背后本质问题的探讨的这类信息的缺失。很多时候一些专业的行业内人士难以发声、不敢发声，而官方信息流于表面，这让大众对于信息产生迫切需求，这给谣言制造者以可乘之机。信息产生方式和传播渠道的易获取性，这点不用多说。还有就是互联网时代对流量和以此带来利益的追求等。

那么，可能的破解途径是什么呢？我认为至少以下三点是值得尝试的。

首先，减少对舆论的管控。可以看到，对舆论的严管控带来了许多不利结果，尤其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管控舆论并不等同于谣言（或者其他当局不愿意看到的言论）的完全消失，也更不等同于大众对官方信息的完全相信。管控严格与言论的多样性减少，从而放弃思考的逻辑关系自不必多说，严格的管控还容易带来执法的随意性，从而打压了真正敢说愿说真实情况的人。不仅如此，言论管控是事后的，当真正删帖、封号的时候可能讯息已经通过便捷的自媒体传播出去了，所以管控的效果存疑。那么，减少管控至什么程度，需要完全的言论自由吗？显然，完全的舆论自由在全球范围内是不存在的，言论应该有底线（比如国家主权、不伤害他人等）。但是在中国语境下，至少应该减少乃至取消因言获罪的情况。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领域，这个度的把握还需要其他的理论和证据支持。

其次，提升人民群众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提升方式，如前所述，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教育，二是日常实践。对于教育而言，我们的教育填鸭式为主，缺乏讨论。对于日常实践而言，我们的主流媒体（电视、报纸等）缺乏对于社会根本问题的讨论，很多时候更是避免讨论，自媒体很多时候也难以发声。当然了，对舆论的管控与避免对社会议题的讨论是不是当局者刻意为之，这点就不好讨论了。

提高批判思维的日常实践在信息社会还面临大众媒体失效的问题。事实上，目前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传统的大众媒体，而更多依靠互联网平台、甚至依赖自媒体，这个时候不论是平台基于流量的考虑还是自身出于舒适的考虑，一方面平台会通过智能推荐筛选信息进行推送，另一方面我们会强化这个过程而只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去查看，这会造成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增大，进而形成若干个互相无法理解的亚文化群体。社会中的个体只愿意了解（也有渠道了解）本圈子内发生的事情，而对于整个社会的情况充耳不闻。这在美国大选、香港“反送中”事件中已经有所表现。

最后，培养一批“官方”自媒体。这里的“官方”自媒体不是官方媒体在互联网平台上开设账号，而是真正的个人或小团队的自媒体（其实“官方”也不准确，任何有责任心的自媒体都可在此列，这里是想强调应该从政府层面鼓励、培养这样的自媒体出现）。他们平常有一些自己的发布内容，但是他们与官方有密切联系（比如B站UP大漠叔叔），或者他们“三观正”，最主要的是他们擅长用自媒体的方式来发布内容，知道什么内容和表达方式是大众认可的、喜欢的。这样一来，任何突发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将看到这些有激情、有能力的自媒体率先冲在前面，他们可以表达不完善，但是他们将为大众提供一批快捷的、接地气的、真实的、甚至还可以包含科学知识的讯息，满足大众对于一线消息的迫切需求。对于谣言而言，他们将成为阻断谣言传播的重要防线，他们发布讯息会相对更快，而且不用很全面，考虑不用很仔细，甚至仅仅指出谣言本身的知识性、逻辑性错误也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在大众看来只是一个个个体，而不是官方媒体，个体表达的信息自然是有限的。更进一步的，每一个自媒体都有自己的圈子和影响范围，所以他们也可以用适合这个圈子群体的话语体系来发布消息、阻断谣言。当然，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一些群体他们“百毒不侵”，就是去看符合自己认知的消息，对于不符合认知一概不管，这样的问题可能需要留到未来来讨论了。

这次先写到这里。之前写的内容放在网易博客上，后来发现有一些已经被删或屏蔽了；现在这个网址的服务器是在美国，所以这篇文章也许能幸免于难吧。

碰巧，正打算po上网的时候看到一则链接，讲德国面对疫情为什么很少有人造谣。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U2C1HrudpHTEWJpn3D4Ug。其中有几段写的很好：

关于信息的公开透明。“谣言真的止于智者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欧洲各国的各个媒体从第一时间就放开报道，哪家媒体故意隐藏信息，甚至哪怕报道晚了一步，它在市场上就活不下去。谣言只止于公开、透明、对等的信息。当信息不畅的时候，人们就尽可能的用想象力去填补。”

关于大众的基本素质。“为什么不恐慌？基本来说，不恐慌的态度根植于培养独立思考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教育，和公开透明的信息等等。”

着实如此。媒体以制造和传播信息为生，信息是他们竞争的对象，只有产生和加工了被认可的信息才能在市场中存活。同时信息的公开透明与很少的言论管控（或者是有标准的而不是随意的）能让所有的竞争者处在同一个平台中，不存在哪些媒体拥有至高无上的信息渠道和加工发布权利。另外，高素质的公民也是识别信息、认可信息进而维持市场秩序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