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系列文章，可能会包含2-3篇内容，可以算是读书笔记与随想的结合吧。本篇是引言。
（城市）生活方式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命题。
起因是我在瑞典时看了《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这本书是人类学的著作，详细描述了瑞典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其中关于“崇尚自然”的叙述，结合我在瑞典交换一年的所见所闻，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我意识到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不等于瑞典人的“自然而然”，也不等于城市空间中遍布的咖啡厅和酒吧。但这有个共性，就是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安排他们的自由时间，以及国土空间与时间资源如何组织起来为这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服务。关于这部分内容会在下一篇文章中详述。
随后我看到一则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a0m0EsuiLP2Jvc8c7egR4w
我和这则推送的作者有类似的问题意识。虽然他是以新加坡举例的，但其中反应出来的问题是类似的，就是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在内）尚未打造出一个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之前说了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安排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多寡受制于生产力水平，但如何安排自由时间则与城市文化密切相关。
很遗憾，我们当前居住的城市空间，在城市空间中所提供的各类资源、服务，以及城市空间的运行逻辑和组织方式（可以用时间地理学“地方秩序口袋”概念加以概述）都严重依赖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
这种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休闲方式与生活质量的上限；更重要的是，这可能与我们根本的文化属性与价值观是存在矛盾的——换句话说，我们在这样的城市空间中难以获得与我们内在文化属性一致的生活方式，那更不用说生活方式的高品质了。
因此，我们呼唤的生活方式至少在部分上来自于传统中国（城市）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讨论打算在第三篇文章中进行叙述。
最后，《美好生活》一书中讲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演变的核心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带来的工作与生活（休闲）的分离。同时，也正是因为工作和生活的二分和对立关系，休闲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休闲生活的质量成为了决定生活质量的核心变量。
然而，工作和生活一定是对立的吗？或者，更准确地说，有没有可能探索一种工作与生活再次结合起来的新生活方式？——这也许意味着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形态。
事实上，我们都说当前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虽然生产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数字化、信息化，以及现在正逐步向智能化发展，但生活方式的数字化水平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并没有表现出与工业社会日常生活具有本质差异的生活方式。
因此，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我计划从数字革命和乡村振兴两个方面讨论一种可能的生产与生活结合的生活方式与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