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期间阅读了卡斯特的《网络星河》(The Internet Galaxy)。总的来说，这本书很像是三部曲的“精简版”，也同样涵盖了互联网的发展历史、文化（黑客精神）、新经济、互联网社交、互联网中的政治（与社会运动、身份认同有关）、互联网的地理（流空间的物质载体）以及数字鸿沟。如果没有时间阅读三部曲，我很愿意读者首先阅读这本书，以快速了解卡斯特对于网络社会的基本观点。这里仅对感触最深的互联网中的社交模式以及互联网地理进行讨论。同时，互联网在空间中的不均衡是数字鸿沟的一种体现，这里一并讨论。
卡斯特认为关于互联网与社会交往的研究经常纠结与互联网是增进了社会交往还是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隔离。事实上，这个问题可能本身就是难以回答的，“社会性在因特网上、关于因特网以及同因特网的研究上不得不置于我们社会模式转变的背景之下”。也就是说，理解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应该置于社会本身的演变趋势。社会性变化的大趋势是脱离地理（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即“从空间束缚下的社交性模式向社会组织表达型的空间型社区的转移”。互联网的运用加剧了这一进程，以空间社区为主要模式的社会交往被替代，新型的基于个人选择亲密纽带的社交网络得以形成，“新技术的发展增加了网络化个人主义为社交性主导方式的机会”。
书中对于这个新型社交模式的特征有进一步的阐释，这里想讨论的是这样的观点如何迁移到日常生活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交通学者也是纠结于ICTs的应用是替代了线下活动以及相关的出行行为，还是增加了这些活动和出行。与社交的命题一样，这样的问题可能本身就是难以回答的，因为研究结论取决于技术应用的强度、使用情境以及个人属性等等。如果说从群体来看线下出行的增加量对交通规划比较重要的话，那么对于基于个体的、探索规律的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是从社会发展和相关活动的变化出发来去理解信息技术的影响。不过，我们也许可以得到社会交往模式、工作模式的变化趋势，但对于整日活动而言这个趋势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总体来看，整日活动在工业社会是更具节律性的，和整个社会的节律保持一致，但是信息社会整日活动的复杂性和波动性增加，而信息技术的运用和这个趋势相辅相成。总体认识是有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的将这种变动（定量化的）表达出来。
我们再来看互联网的地理，学术上应该对应数字地理（digital geography）这个分支领域。卡斯特在书中明确指出因特网的地理尺度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技术地理、用户的空间分布以及因特网产物的经济地理。技术地理就是因特网基础设施的分布；用户空间分布不言自明；信息是信息时代的关键产品，因此因特网产物的经济地理就是“因特网内容提供商的地理”分布，更直观的可以理解为每个网站注册地址的分布（.com网域的分布）。当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分析因特网内容的分布等等。很明显，不论是基础设施、用户还是网络提供商，在地理上的分布都是非均衡的，而且与社会经济分布的非均衡性紧密相关。更具体的说，互联网的地理分布格局实际上就是经济活动的分布格局，这种分布格局的非均衡性在国际、区域以及城市内尺度都有差异。同时，用户分布的地理差异就暗含了所谓的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存在引发了不同人群之间接入互联网以及获得互联网服务内容与质量的不同，这带来了呼吁公平性的社会运动——但是这种社会运动本身就具有网络化和全球化的特征。 与流动空间相比，这里对于互联网的地理的讨论还是更“实”的，至少与地理学强调空间分异的传统保持一致。这里记录下两个重要的学者，一个是卡斯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时的博士生Mattew Zook，现在他在美国肯塔基大学地理系任教；一个是Zook的学生Mark Graham，现在他在牛津大学地理学任教，这两位学者都是数字地理的旗手型人物。
我们还是落到日常行为进行讨论。一个有意思但也许有些机械的类比方式是时空间行为与社会分异。传统社会分异强调的是不同人群在空间上的分布具有差异，就像所谓的互联网用户的地理差异；而基于时空行为的社会分异指的是（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居民时空行为具有差异，当然，与社会分异一样，这种差异和社会经济属性、建成环境等要素相关。对应的，互联网使用活动也有差异，而这个差异和社会经济属性、建成环境（？）相关。因此，怎么操作化给出互联网使用的一些指标可能是学术上的一个突破点。不过在此之前，一个需要完成的事情是将这两位学者及与数字地理相关的研究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