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回收是城市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之一，而垃圾分类与垃圾减量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瑞典有全球领先的垃圾分类与垃圾回收制度，已有大量的学术研究和通俗读物来介绍瑞典的垃圾分类与回收经验。不过，我依然希望从我的视角去观察这一议题：我认为，垃圾分类与回收不仅仅是垃圾处理的前置环节与基础，还应该从历史、社会环境的视角去看待垃圾分类回收议题，同时也可以从垃圾清运工作这个视角去透视城市基础保障类工作人群状态。
垃圾分类类型
和国内一样，大体上分为厨余、可回收、一般垃圾、有害垃圾四类。但是可回收做了更详细的划分：包装纸（如牛奶盒）、瓦楞纸（如快递纸箱）、报纸杂志、塑料包装、有色玻璃、透明或绿色玻璃、、金属（如易拉罐），部分地方还会有衣物回收箱。每一类型都有单独的回收箱，同时不是所有地方都会有所有的类型区分，比如有的地方会区分玻璃类型有的地方不会，而快递纸箱这个类型仅在我住的地方楼下有，而报纸杂志没有，这可能也是考虑到了时代的变化。
对厨余的回收也是一个广为称道的实践。国内厨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习惯用塑料袋去装厨余垃圾，但是在拿下楼倾倒的时候就必须要把厨余从塑料袋中倒出来，这会让人觉得很麻烦而且不卫生，所以大家往往都把厨余连同塑料袋扔到一般垃圾（其他垃圾）的箱子中。在瑞典，厨余是用100%可回收的纸袋装着，这个纸袋会免费给购买厨余回收服务（城市地区强制性）的家庭提供（如下图）。这样可以连同纸袋一起扔到垃圾箱里。另外厨余的箱子也是特殊设计的，上面圆形的开口是磁铁吸附，磁吸力很强，不容易自己打开污染旁边空气。而垃圾车来的时候会有单独的装置去打开整个箱子，简言之，居民投放垃圾和垃圾车清运垃圾的装置都经过单独考虑，尽可能的符合行为习惯。这与国内四种垃圾分类，垃圾箱是统一的、只是喷涂颜色和符号不一样有很大不同，而这在厨余垃圾这方面尤为重要。说的更直接一点，如何从人的角度来更好的促进（facilitate）垃圾分类，这是垃圾分类回收全流程都需要考虑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单独的可回收垃圾回收渠道：PANK。作为生产者责任延伸的一部分，主要超市会承担易拉罐、塑料瓶、玻璃瓶回收的职责，因为他们可以在进货的时候把回收的包装送回去。为了激励消费者主动回收，或者说为了转移这部分成本，在超市购买易拉罐、玻璃瓶、塑料瓶装饮料的时候，每个瓶子消费者需要多支付1克朗（约0.7元），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都需要支付。然后消费者可以拿着空瓶子回到超市，投递到专门的设备中，就可以把这个额外支付的1克朗拿回来，在收银处可以凭借回收小票抵扣付款额，或者兑换成现金。
这引发了两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会造成某种非正规和正规回收体系的结合。流浪者或城市贫困人群会从某些我不清楚的渠道获得这些瓶瓶罐罐，然后拿到超市中，塞到机器里，再去到收银处兑换成现金。我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同时，如前所述，易拉罐、玻璃瓶和塑料瓶都是单独回收的，为了避免居民投放的这些“资源”被拿走，垃圾箱特地设计成难以翻动的状态，或者位于门禁内，只有对应社区的人可以投放。
垃圾回收方式与回收人员
以我的观察，每个垃圾类型都有单独的回收车和单独的物流安排。
一般而言，由于其他垃圾和厨余的量是最大的，所以每个居住区都会有回收箱，当然清运的频次也会相对更高。而其他的可回收垃圾则通常会集中安排，被每个居住区共享。
我个人分析这背后可能还有经济原因：其他垃圾和厨余的回收属于居民购买的服务，因此垃圾箱的布置是每个购买者都会有一套其他垃圾箱和厨余箱。因为我看到singel house会是每幢house都会配备一套，而公寓楼则是每幢公寓或者每个物业单元配备一套（当然对应的箱子会更多）。同时我注意到上面还会有条形码，不清楚在回收的时候不会不会扫码统计回收的情况。而各类可回收的垃圾，很多都是“包装”，一方面他们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可以反哺回收过程，另一方面瑞典成熟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也会补贴回收开销，因此他们是公共布置，我猜测极有可能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在住房那块我提到这里有非常流行的summer house文化。对于购置在有城市公共服务的summer house拥有家庭而言，如果将这间房子在市政府注册为summer house（他的人口地址，类似于我们的户口，不注册在这间房上），那么垃圾回收服务也仅仅在每年的特定时间提供，他所需要在community负担的垃圾回收费用也会更少。所以如果他在非垃圾回收服务期间居住的话，意味着他需要自己承担垃圾清运的责任。
垃圾回收人员
关于垃圾回收，我更关心的问题是：
进行垃圾回收和清运的人员都是什么人？他们收入如何、评价如何、情绪体验如何？
以我有限而表面的观察，进行垃圾清运的人员以白人为主，也见到不少中青年人（意味着不是少数族裔、中老年为主）。有一次我有机会向Kasja提问，她提到有一个认识的人，之前是沃尔沃工人，然后被工会还是她所在政党开除了，然后她就去做一个垃圾回收工人。她为她是垃圾回收工人而自豪，现在她进入地方议会，在议会开会的时候还穿着工作服，彰显自己的身份。Kajsa进一步说垃圾回收在瑞典是一份挺受欢饮的工作，因为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工资收入不菲。我补充提问是不是也会获得一定的社会尊重，她表示肯定。
之所以感兴趣这个话题，是因为城市运转必不可少的会需要相当程度的维护人员，比如垃圾回收、基础设施兴建和维护、保安、公共交通司机等。这些工作通常被视为低技能、只有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才会去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类“低端工作”往往从供过于求变为供不应求：刚开始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很多，这类工作要求低、收入稳定（多数为政府支出），所以很受欢迎；但随着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增加，这类脏活、累活逐渐的没有人愿意干，所以即便收入增加，愿意工作的人也不会多。
因此，我认为，经济平衡只是一个方面，我不认为市场完全可以解决这一切：不可能把这些群体的收入提升至社会中上收入水平，如果仅靠工资调节，出现的情况只可能是整体水平的下降，肮脏、不安全、低水平的公共环境，只有少部分“高端”社区能够支付超额费用以维护他们的“高端”环境，同时这类工种大量集中了少数族裔、中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这类工作和这类人群标签叠加，加剧了社会隔离的恶性循环。
回到国内，我看到在如北京的发达地区，保安、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已经是高龄人群，我们没有种族问题，但是我们有城乡分隔，他们也往往是农村户口。很明显，年轻人不再愿意进入这样的工作。我承认，经济问题是基础，提升这类人群的收入是十分重要的，这也会是随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但是如果要保证这类工作不进入上述低水平循环，更重要的是要使得这类工作者有尊严的劳动：完善福利保障、提升社会对这类工作的尊敬。现在更普遍的观点是这类工作“不值得”“不是人干的”。我想说这是由这类工作的工作者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决定的，而这又是和他们包括收入在内的广阔的社会环境影响的。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干净整洁，而不是肮脏恶臭的大城市，尊重他们的工作是第一步。
垃圾分类发展历程
我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垃圾分类的发展历程，即：当前的垃圾分类是如何演进的？如何增加居民主动垃圾分类的意识和行为？
Kajsa告诉我，在她小时候并没有垃圾分类（大约上世纪60年代）。垃圾分类的开始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所有的包装企业必须缴纳一定的回收基金来使得垃圾回收业务能够运转（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包装企业的不断细分逐渐形成了当前的分类格局。最后是将一般垃圾和厨余垃圾分类开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是循序渐进的学会进行垃圾分类，除了有对商业和租赁式房地产企业的处罚制度外，没有对于个人的处罚机制。垃圾分类的教育结合在了幼儿园和小学教育中，当然，不出意外，小朋友们对于垃圾分类永远是更认真的。
这让我想到在宜川的经历，那边的垃圾分类仿佛也试图分成四类，但其实没有相应的回收企业和完善的回收制度，只是把不同垃圾贴上标签。不论是一般/厨余/可回收/有害，还是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有毒垃圾，似乎全国都在进行类似的垃圾分类回收工作。运动式推广似乎是中国传统了，但在垃圾箱、垃圾回收站场普及率接近100%的背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思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具备了垃圾分类回收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即使在北京，非正规的垃圾分类回收仍然存在，不过和正规的进行了一些有趣的耦合与叠加（似乎可以写论文了哈哈哈）。城市清理者们从可回收的箱子（以及其他箱子了）再进行分类整合，把那些有价值的可回收垃圾转运至可以售卖成钱的地方。
回顾上面瑞典的垃圾分类回收经济和制度安排，垃圾分类回收绝不仅是贴贴标签和分类回收就完事儿的，涉及到整体的成本收益分析（还有垃圾回收定价）、垃圾箱和回收车的设计定制、社会环境的完善，当然还有回收处理的工艺。同时城乡肯定还有差别。而这背后都依赖于大量的学术研究与社会讨论，这事儿该做，但急不得。而且中国社会还有大量完善和优化的空间。
可持续生活方式反思
最后想讲讲教育怎么切入。除了我们已知的知识传递、垃圾回收中转站场参访、垃圾处理厂（分拣、焚烧、沼气堆肥等等）参访，甚至可以去想象的职业体验活动，以及还可以结合PBL进行设计（详见链接）外，我觉得还可以从日常生活以及行为实验的视角进行反思，这也同时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我对我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观察和体验：我发现当我严格按照哥德堡的垃圾分类体系进行分类的时候，我的日常生活产生最多的垃圾，第一是厨余（因为我经常做饭），第二是塑料包装，第三是纸类包装。其他金属类和玻璃瓶偶尔有之，而一般（其他）垃圾很少见。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在国内，不论是我自己体验，还是经过垃圾箱观察，我发现其他垃圾通常是最多的。仔细想想，我在国内的时候有多少将塑料包装视为其他垃圾扔掉了。同时这样的分类也让我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究竟产生了多少塑料，而当一般垃圾处理时则不会有这种体会。
塑料是个好东西，但它对世界环境的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在看到自己的“垃圾产出”情况之后，会主动调整行为来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比如买菜买散装称重的），同时也会感兴趣在EPR制度实施的条件下塑料垃圾在这里会怎么处理。
回过来，我想说通过垃圾分类的行为实验，其实可以让家庭反思自己的垃圾产出，并进一步调整生活方式，使其更环境可持续。这是一种反向和微观的视角，相较于社会收费和企业收税的政策而言，同时这也可以与教育进行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