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更新博客了。倒不是没有东西写，而是有很多细碎的想法，但一直想说有一大块时间好好整理，甚至再加点文献，却一直被各种事情推着。直到昨天上写作课，让我备受启发的是写作是一种习惯。随着学术生涯的前进和个人生命历程的发展，事情肯定是只多不少，因此能有一大块时间拿来写作，特别是用来写一些随性的文字，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十分罕见的。因此，重要的不是写的多好，而是养成一种写作的习惯，writing in the same time with a manageable target。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每天至少用一个小时去写点东西，不论写什么，更不论写的好与不好，重要的是先把他们写下来。
说回来这个博客。自从我一月份来到瑞典，和大部分留学生一样，cultural shock肯定会有的，自然的也会对比我在这的所见所闻和国内的经历。很幸运的是在这边我还有机会能和其他或瑞典本土或其他欧洲国家的博士生去讨论这些差异。这通常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我清晰的知道这只是我个人的观察与基于我所拥有的知识与经历的思考，其中的局限性太大了，这也是我迟迟不愿意落笔的原因。不过基于前文的反思，我愿意写下来分享。第一篇计划涵盖我在瑞典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往后如果有机会我会基于其中的某几个我感兴趣的点，去找点文献，作进一步的阅读和写作。因此第一篇会不断更新。我会尽量在写作的过程中去区分事实和个人思考，尽管这两个都是有局限的，即使是事实，也很大程度上受到我所看到的以及我所了解渠道的限制：
工作生活在哥德堡市区内，哥德堡是瑞典第二大城市，2019年人口57.9万（哥德堡大都市区），过去30年内人口保持正增长。平常接触的以人文地理博士生和老师为主，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也是城市中产。另外人文地理的研究者，在这边政治光谱中间偏左一些。
我想先把最核心的感受写下：如果说我们试图在西方发达国家寻找一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城市生活方面，我认为瑞典与英美相比，应该会是更好的样板。
特别强调两个限定词，西方发达国家和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我曾经去过英国（牛津两周暑校）和两次美国（大农村UIUC，也在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AAAG组织的走访）。不过在英美呆的时间不长，因此这是基于我目之所见得到的一个模糊的感受。
最直观的感受是治安、卫生环境和无家可归者。
我2015年在牛津参加暑校的时候，晚上吃完饭说出去走走，结果到了牛津的商业街（应该也是唯一一条街），可能是因为商业街的沿街店铺晚上不会关灯，晚上会聚集不少无家可归者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烂醉如泥的人。我当时唯一的印象是白天光鲜靓丽的商业街到了晚上就变得乌烟瘴气。
在美国，无家可归就不用说了，纽约的地铁那个卫生状况和弥散不掉的腐臭味儿相信去过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但在美国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在告诉我尽量不要晚上出门、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尤其是女生），即使是白天也不要靠近城市阴暗的角落。
当我第一天到哥德堡的时候，因为从赫尔辛基到哥德堡第二程飞机太小，把很多人托运的箱子都留在了赫尔辛基，我的也不例外。于是在一月份冬天的晚上八点半我必须要出门买点吃的和一些洗漱用品。带着对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夜间的恐惧，叠加上新冠的焦虑，我出门了。但走在路上我的恐惧和焦虑感逐渐下降，而且很神奇的是即使我真的完全看不懂瑞典语，这里的各种标识也没有英文，但我莫名感受到了一些熟悉感——熟悉感往往能和安全感联系起来。
这种熟悉感会体现在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生活习惯、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在后面我会逐一介绍，但单就上面三个而言：道路街面整洁干净（当然也不能说一尘不染，那不可能），没有看到无家可归者，也没有一些烂醉如泥的、闲杂人等在路边闲逛，这带来了对治安的认可。当然，后来了解到我刚开始居住的地方（Majorna）是哥德堡的第一波城市向外扩张的“近郊区”，开发于1900s，所以现在看过去也是历史文化街区了。居住的以城市中产家庭为主，非少数族裔聚居区。不过，这种熟悉感与我对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尤其是美国）经验的差异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探索。
- 住房与住房价格
住房景观是熟悉感的一大原因。与印象当中，以英美大都市为模版的城市天际线不同，作为瑞典第二大城市的哥德堡并没有很多摩天大楼（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而在城市中心与近郊的住房则大量的以公寓的形式存在，独立的single house则要到远郊区或者农村地区。特别是在二战后快速城镇化与人口大量增加的阶段，哥德堡新开发了很多公寓住宅，这些住宅的样式和中国的小区楼盘真的很像，只不过这里通常没有围墙和居委会（如下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如下文章，在附件中有典型的居住区样式：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61920922001250
城市中心区与近郊区以公寓为主的住房形态引发了如下两个方面的思考：
1. 旧城改造
在我居住的地区，过去是瑞典的工业区，之前有大量的工人住宅。我在旁边散步的时候发现工人公寓很像我们过去单位的筒子楼：四周围合，中间花园（如下）。直觉告诉我这往往意味着一些共享设施（厨房，甚至厕所），就像我们以前的单位住宅一样。这些住宅通常不再能适应当前居民生活的需要，因此，他们是如何改造的？从设计到实施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其中各方利益如何均衡？资金运转？
之所以好奇这些问题，是因为我想到，未来三十年，中国大城市有大量的旧城改造需求；而旧城改造，其中面积最大、实施最困难的实属住房改造，而其中大量的是处于城市核心区、旧单位住房的改造。我还未进行充分的文献研究，但凭借我上课以及听会的经历，我想我们旧城改造的理论以及案例经验学习大量来自于英美等英语国家，而对北欧、东欧等国家的经验借鉴较少。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英美的城市中并不存在大量的公寓住房（至少现在看过去），他们在历史上也缺乏这样的改造经验。 关于瑞典旧城改造经验与中国大城市旧改议题如何对接，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后续会写一个单独的文章讨论。
2. 住房价格。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的住房收入比不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兴建并持有大量的公共租赁式公寓型住房。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寓住房所在区位和质量并不差（所以这就涉及过去公寓的改造问题），甚至有不少还是热门，需要在网站上排队很久才能获得。所以这带来了一个间接的好处，就是这些公寓并没有成为像美国一样居住隔离和进一步社会环境恶化的场所，更直接地说公寓不等于少数族裔和中低收入者。这其实是一种“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一般的社会共识，但是在区位质量尚可（部分甚至很好），以及规模较大的公共住宅的背景下，这样的社会共识还是可以持续发展的。
不过以公寓为主要的住宅形态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政府这边，因为加入欧盟后的限制，政府不能过多的以财政的方式兴建公共住宅，因为“这样会过度干预了房地产市场”，新建的住房多半是私人开发商投资的，价格较高。另一方面，更多家庭宁愿负担高额债务以及长距离通勤，也会选择居住在郊区的single house中，这应该是近几十年来住房潮流的转变。
另一个有意思的居住习惯是summer house。如果考虑扩展家庭，很多家庭会有一个summer house，这应该是城镇化和工业化以来的潮流。在他们超长的夏季休假的时候会去summer house度过。为啥是summer，因为过去很多summer house并没有下水系统，或者不完善。所以冬季的时候上下水系统就会冻住。当然，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很多人也将他们的summer house转变为permanent house，从城里的公寓搬过去住了。
对于独立住房的向往应该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也许是因为他跟土地更加的贴近。在年假制度不完善的今天，部分中国家庭能够拥有weekend second house，这些通常在远郊区，通常也是公寓。随着工作的灵活性提高和更充裕的假期，也许我们未来也会迎来summer house的时代。而考虑到中国的土地制度，summer house可能更多的将会在农村地区。因此，如何利用这个机遇促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减少城乡差距，同时仍然保证农村蓄水池功能不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
- 垃圾分类与回收
垃圾分类回收是第二个让我感到好奇的内容。垃圾回收是城市运行的基础与保障，而垃圾分类又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从垃圾分类与回收可以透视城市生活和社会环境的一些方面。因为这方面观察和思考比较充分，我把他放在第二个博客中https://powerlcj.com/729/2022/05/16/。
- 育儿、教育与相关医疗
瑞典的福利体系人尽皆知。尽管当前在发达国家普遍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背景下，瑞典也进行了一些私有化改革，并取消了一些福利，但现有的福利制度仍然是全球领先的。我们常说中国年轻人三座大山，住房、医疗与育儿。住房，上面说了，通过引入大量的公有租赁公寓，促使整体房价处于较好的可负担水平。医疗，全民免费医疗，当然对应的是排队比较够呛。然后就是育儿。育儿涉及到教育和医疗两个方面，相关制度还包括父母产假与社会整体平权意识等。在良好的育儿相关制度帮助下，瑞典生育率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前，同时也高于中国。 人口是百年大计，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已经成为一件比较紧迫的问题。正好，人文地理的博士生们有不少已经是妈妈们，结合好几次和他们的聊天与讨论，将一些事实层面的内容记录如下。
育儿相关医疗服务：在怀孕后就去社区医院登记，然后就定期去检查身体状况，这属于医疗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从护士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孕期注意事项等信息。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就会转入其他渠道做针对性的处理，包括抑郁。此外还会有医院组织的类似于群体咨询的活动，大概是怀孕的妈妈们（可以自己、或者带伴侣、朋友都可以）一起讨论怀孕是什么感觉、对未来有什么担心的、有什么想象，然后医生会做一些指导。在小孩出生后会有定期的回访，大概是半年、一年、一年半、两年半或三年这样，去查看母亲和小孩各方面状况是否正常以及是否需要帮助。
教育：当小孩到1岁半以后便可以送到幼儿园（pre-school）。幼儿园的营业时间相对较长，完全可以与工作时间匹配。幼儿园不免费，收费与家庭年收入挂钩，同时有一个天花板，总体上高收入家庭会负担较多的费用。从小学开始，直到硕士，教育都是免费的。博士阶段取决于学校，在下一个议题上我会再进行介绍。瑞典家长对于小孩的成绩以及未来发展并不在意，他们只需要做的是帮助小孩完成家庭作业，除此之外不会太担心教育有关的事情，甚至还会觉得他们获得成绩太早（现在是12岁才会有有成绩的考试，之前是14岁）。另外还有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也会得到政府的同等资助，意味着上私立学校的小孩也是免费的，区别只是运营方不同（不过当前正在讨论是否要改变）。
产假：瑞典有mother leave and parental leave。mother leave是仅针对怀孕女性，parental leave是针对父母双方，可以协商安排，但每一方至少有90天。两个加起来共有480天，也就是基本上到小孩进入幼儿园为止，都可以保证至少有父母一方可以在家里照顾小孩。产假期间的收入由政府负担，有一些复杂的安排（见如下链接），同时由于这里的博士生是雇佣关系，属于正式职工，所以根据他们所说的，产假期间的工资照发。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1130&intPageId=4808&langId=en
社会整体平权意识：瑞典社会男女平等程度在发达国家（或者全球国家）都属于前列。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我在街上经常看到爸爸遛娃，前两天跑马拉松还看到五个爸爸带着他们无辜的小孩跑马拉松（poor child）；第二是瑞典有不少泰国媳妇儿（和中国媳妇儿），据Kajsa老师说，是因为有些男人们受不了瑞典女性独立自主的思维，“特地”去亚洲找了一些“听话”的女性。可以看到，瑞典为了鼓励大家生娃，做了非常多的制度安排。有些是与育儿密切相关的（比如医疗、产假），有些则和更广泛的社会制度有关（教育、平权）。需要指出的是，我只是站在历史的断面上去看这些制度，我认为，和垃圾分类回收一样，如果要引进一个制度必须要回去去看这个制度在历史上提出的社会经济背景是什么，然后追溯他发展至今当地社会关于其优势和劣势的讨论，然后再去说移植到中国的问题。切忌把某一项制度当成解决一切的灵丹妙药（对，说的就是产假），然而，我不清楚是不是由于语言的关系，我看到关于瑞典这些制度的研究都比较少，而更多的就是说有多么的好，我们必须引进。
- “打工人”——人文地理的博士生们
我不愿意去过多的比较我自己在国内和在这边的状态，因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不一样，这么去比较意义不大。因此我更多的想从这边的博士生的视角去切入，去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以及他们对于工作生活的态度，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1）平等
在这边一大感受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平等，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很多的会议以及讨论都是用一种协商的口吻进行的，并不会因为老师在学术方面的造诣更多就可以忽略学生的意见，以及学生的感受；还有日常的一些事情，比如去准备一个会议，老师和学生都一起亲力亲为。后者，生活上我觉得不是很有所谓，年轻人多干一点活儿十分正常；不过前者，特别学术讨论，我认为平等和包容的态度会更能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当然这里的环境和制度也允许学生有试错的机会。
我们不止一次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因为同期还有捷克共和国来的交换生，并结合我在美国开会的经历，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东西方”差异所能涵盖，而很有可能是这里（瑞典？北欧？不知道）的独特现象，甚至可能是哥德堡人文地理专业的独特现象。甚至，在语言上，瑞典语并没有tutor, or supervisor这个词，导师在瑞典语是一个“引导者”“带领者”的含义，大概有种“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感觉吧。
这可能有很多种原因：第一，我们普遍认为一个重要的点是博士生在哥德堡大学是雇佣关系，是正式职工，而不是学生身份，身份上决定了博士生和老师是一样的。第二，这里的博士生普遍年龄偏大，好像工作一段时间再来读博士在这里是正常现象，外加上博士期间生小孩，所以博士年龄和老师年龄的差距不会太大。（捷克的博士生则不是如此，他们和国内更相似）。第三，有可能也和整体社会文化有关。
我不想过分泛化这个结论，但是我认为至少在学术讨论过程的平等是很重要的。我会在这个氛围中更充分和一致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便这可能也不是我特别了解的领域。
（2）可预期的未来与工作家庭（生活）平衡
在这里可以经常发现，突然有人宣布下周要去哪休假一个星期，或者明天我work from home （据说这是疫情以来的新现象）。还有就是没到五点办公室几乎没有人。
我并不想说这里的人都不“努力”工作，生活都很惬意很悠闲等等，因为他们即便是不在办公室，很有可能也是进行一些家庭责任（特别是接送小孩儿），或者在认真的生活着。我想说的是大家对未来并不焦虑，知道努力一定会有收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预期的未来。
当然，这并不是高等教育或者研究生培养本身就能实现的，而这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关。因此我对此不想着墨太多，因为我们所处的阶段，决定了我们还是要拼搏奋斗。但至少这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3）年龄：试错与内卷
瑞典博士生的年龄普遍偏高。有一些机会跟其中两个博士生聊经历，发现他们在读博士（甚至开始本科）之前都去不同的国家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一个同事他在高中时特别厌学，于是很早就去工作，在南美、挪威、意大利等都有他的足迹。前后七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想要读书的，于是就开始本科，直到现在。
他跟我说他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很多瑞典人都是这样。我想到之前在剪头发的时候，我图便宜去了一个美容美发学院，是一个学生给我剪的；那个理发师和我说等她掌握了这项技能，她要环球旅行，边打工（理头发）边旅行。
这让我想到社会对试错的包容度和职业的包容度。他们没有一个既定的轨道，说一定要高考、上大学、毕业、成家立业。而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尝试、探索自己适合做什么，或者说能做什么，而这也是被这个社会所允许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内卷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人生被放置在一个既定的轨道，当我们缺乏时间和承受不起试错的成本时，行驶的目标变得非常唯一：幸福家庭、体面工作、高收入，所有的人并尽全力去成为有限的能到达这个目标的人。但有没有可能，人生不这么活着，其实也是可以的呢？
- 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最后聊一些更偏向研究的。来到这里我是实实在在感受到社会对于可持续以及可持续性的追求，而这种追求会落实到个人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实践上。
第一，就是自行车出行与相对应的建成环境。独立的自行车道和步行道已经是基本操作了，在老城我还可以看到有一些自行车道明显是经过改造的，“将路权还给人民”式的改造。同时这里的过路人行道还会垫高，给小汽车在通过人行道时制造一些麻烦。总之，特别是在市中心，道路已经变得非常的汽车不友好（car-unfriendly），而对骑行者和步行友好。我也可以看到很多博士生和老师都是骑车上下班的。不过他们仍然说哥德堡的骑行环境是最差的了，很好奇更好的骑行环境会是怎么样的。
第二，自愿无车生活。这是一个博士生正在做的课题。volunteer carless life。当然，怎么定义volunteer，和怎么定义carless（在什么情况下）还需要讨论，但是我感到惊讶，瑞典社会现在居然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自愿减少自己的移动性。城市如何为无车生活更好的提供便利呢？值得思考。
第三，自愿“慢”出行。飞机会带来大量的碳排放，所以有些人开始主动选择减少碳排放出行，变成“慢”出行，比如火车、轮船等。我想看到这里的朋友应该会想到瑞典的通贝里似乎很可笑的做帆船去参加气候大会。我和其他同学有过一个讨论，他们也觉得通贝里有点太张扬了，不是很肯定她的一些行为，但是他们的行为引起了社会重视，这个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有两点值得反思：一个是很多时候可持续的生活是一种个人选择，第二是必须要放在这种生活所在的社会情景中进行讨论。关于第一点，个人的选择是受到需求和偏好调节的，而需求和偏好在长期尺度来看是会（而且可以）改变的，不应理解为一种静态不变的要求。关于后面一点，尤其是究竟什么是可持续，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可持续，真的是非常取决于不同的社会情境的，我们不应指责别人是小题大做，同样我们也不必理会其他人对我们的冷嘲热讽。中国集体社会有很好的可持续生活的基础，如何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追求可持续生活，而且如何证明确实是可持续的，这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
最后做个总结吧。以上讲了五个方面，仅仅是从我的视角（我所观察到的、我的认识所过滤的）看到的瑞典社会的不同侧面。这些方面，确实很好，但需要指出很多方面（比如让人羡慕的福利）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瑞典1000万人口，人均GDP 5.1万美元（2021年），相比之下，中国14亿人口，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同样的1000万人口，拥有沃尔沃、爱立信、H&M、宜家、Skanska（全球最大的建筑公司）等”知名“跨国公司。这里的比较是想说明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越往后走会越困难。但就像减贫一样，我们一旦实现全面脱贫，那就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多人的脱贫；因此我们一旦达到或者接近这样的社会福利水平，那也就意味着全球1/5的人口都过上”美好生活”，我想这是一件值得奋斗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