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巧合在B站评论区发现一本有意思的书，Paul Willis的Being Modern in China（暂译为《中国进入现代化》）。目前没有中文版，但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有英文版，借来读了读。
Paul Willis是一名英国人类学家，代表作《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ur)讲述了英国工人阶级以文化生产为核心的社会（阶层）再生产过程。《中国进入现代化》是Paul于2014-2017年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其中的教育过程）观察研究所完成的作品，阐释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与物质现代化相对应）的核心过程，并以中国基础教育为案例进行分析说明。其关于“未通过高考者”(not passing Gaokao)的分析和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学做工》一书进行对比，体现了中国社会相较于西方社会文化现代化与不同阶级文化生产过程的差异。关于《学做工》和《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比较可以参见界面新闻对于Paul的采访。
在这里，我将简要阐述我对《中国进入现代化》这本书主要内容的理解以及一些引申的想法。
在我看来，作者最主要的观点是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三个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城市好、农村差(city good, country bad)”“不断消费的消费主义(consuming consumerism)”“作为救世主的互联网(the Internet: deus ex machina?)”。基于此，以围绕高考的基础教育制度，刻画分析在接受教育过程的学生是如何体验这三个象征秩序，以及教育过程是如何不断塑造和强化这三种秩序。
在这里，象征秩序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被宣扬和鼓励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同时，象征秩序既是现代化建设的结果，又是促使更多人投入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泉。尤其是在围绕高考的教育体系中，高考成为了一个分水岭，通过高考的学生意味着可以进入城市（甚至是大城市、西方城市）、享有更多的财富、拥有更多的消费能力、掌握更多的技术等等，因此会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表述。此外，在基础教育的场域中，学生无时不刻体验到这些象征秩序对其行为、价值观、人际关系等等全方位的主导力量，并由此塑造他们在通过（或者不通过）高考后在社会中的信念。这包括唯分数论、对于教师和学校的全面尊崇、试图通过高考（服从者）与放弃高考的学生群体分化等等。同时，户口（流动人口的学籍）、阶级、权力关系等等议题也会参与其中，与关系、孝顺等中国传统价值一起，交织塑造了学生的体验。
Paul虽然不会讲中文，但他仍然通过在北师大研究生课程上学生写的反思日志，以及正式参访观察和非正式的观察与访谈等形式，来完成这一份人类学研究。书中大量引用学生日志作为二手材料，形象展现了作为通过高考的学生（所谓循规蹈矩者conformist）在基础教育制度下的体验与感受，以及他们眼中的那些没有通过高考的学生（所谓家伙们’the lads’）的行为表现以及他们和这些“家伙们”之间的互动。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存在相似性，但由于中国自身所具备的历史文化、不同的政治体制以及现代化所处在的时代背景，其现代化过程和西方存在差异——尽管现代化本身就是西方的视角。更重要的是，Paul在书的最后强调“自下而上”视角研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从每一个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日常体验中理解中国现代化转型，既包括经济的、物质的，也包括社会的、文化的、精神的。
值得注意的是，Pual在书的副标题以及前言中明确说明这是一本西方视角的研究：副标题为A Western Cultural Analysis of Modernity, Tradition and Schooling in China Today。书中也不难看出作为西方人在对待中国社会时存在的典型偏见，比如在民主制度与公民权力方面。此外，本书基于作者2014-2017年在中国任教时的经历，而其主要依赖的学生日志所反映的教育经历则可以推断为至少在2010年以前（如2014年刚入学的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所以可以认为本书分析对象为2010年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宏观经济方面，2010年前后有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中国通过“刘易斯转折点”（蔡昉，2017），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绝对剩余转变为相对剩余，不再是城市供给任何岗位都有需求，而变成结构性的供需不匹配。宏观经济的变动逐渐传导至社会价值体系的转变，比如近年来“教育无用论”愈发明显、研究招考报名减少等等。因此，书中的一些观点与结论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适用情况需要批判性的看待。
最后，我也分享一些引申的思考。
虽然中国社会价值观正在发生缓慢转变，Paul所提出的三个象征秩序总体而言仍然是可靠的。有意思的是，我认为这三个象征秩序正好对应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倡导现代化的三个面向：城镇化（城市好、乡村差）、工业化（消费主义）、信息化（互联网）。也许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我们当前看到的各种物质景观和所使用的各种商品就是这三个现代化的结果；乡村到城市、消费主义、互联网则是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这可以概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语言模式与信念。同时，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这个不确定）发展到相当程度而面临转型，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也正在发生变化。
此外，在政府层面中国的现代化提法是“四化同步”——除了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外，还有一个是农业现代化。然而，农业现代化并没有进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符号秩序中。这可能是农业现代化的提法比较晚（根据AI问答四化同步最早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缘故，同时也可能因为以乡村当前的物质景观（经济产业、居住环境等）还无法支撑普通的个体将农村作为价值取向。但依我来看，随着乡村振兴作为重要战略，农业现代化将会以某种形式加入到我们的文化现代化符号秩序中——那些居住和工作在乡村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所鼓励的方向。
具体这种生活方式会是怎么样，以及这种价值观是如何通过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社会过程所构建而成，值得未来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我在前两篇文章中也对此进行了一些阐述，在这里不做重复。
阅读书目：
Paul Willis. Being Modern in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