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世界大同”—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

     道格·桑德斯通过对世界大都市边缘带“贫民窟”的观察,描绘了世界范围内人类迁徙形成的落脚城市(ArrivalCity)发展规律、面临的问题,探讨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这本书正好是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实际上作者也是被简大婶的书所启发的),时间不必多说,空间指的是这本书描述的是大都市边缘城市地区的内部结构,而《死与生》更多的是大城市本身内部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在这里想谈四点想法。

      首先是价值观。作者将落脚城市看成乡村来的移民,或者国际迁徙的移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中产阶级的“管道”(Access),过上优雅舒适生活的跳板,尽管这样的落脚城市在城市形态上杂乱无章,基础设施往往配给不全,卫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更是自不用提,符合种种我们“城里人”对贫民窟的刻板印象——很遗憾,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时常怀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而自动的避免接触这样的人。但是生活在其中的移民大多怀揣着过上好日子的梦想,他们会努力工作,努力挣钱,然后精打细算,在必要的时候(往往是不动产)奉献出自己的财富。用更宏观的话语来说,他们无时不刻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也形成新的需求。更为基本的是,这样“贫民窟”的生活条件可能已经比很多乡村生活要好上许多——一个简单的理解,如果生活条件真的有我们感受的那么差,那么他们怎么还愿意呆在这里呢?并且即便城中村被拆了他们依然会卷土重来呢?(北京浙江村的例子)因此,首先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移民表示敬意,而绝不是排挤,因为他们的努力工作,扩大了城市经济这块饼,同时有必要时伸出我们提携的援手。

      其次要提到帮助落脚城市真正成为移民上升通道的方法之一——城市规划(规划多么重要!)。让我十分感慨的一点是,书中提到不少那些经过良好规划,甚至“完全按照”某某标准,某某流派的规划(无非是田园城市、疏解城市之类),严重阻碍了落脚城市的发展,即使这些城市拥有廉价的房租、开敞的绿地、充足的公共空间、安静的邻里等等。这样的规划往往不够“实事求是”,因为落脚城市需要的不是上述物质条件,他们需要的是足够的密度(不是容积率)、丰富的多样性(特别是商业服务业),以提供足够的交流机会、廉价的就业机会,除此之外还有到达都市中心区便捷的交通条件,简单的基础设施(上下水、电,路灯),教育和安全保障即可;但是在现实中,那些居住在优雅宜人城市中的规划师(我们),往往会把我们的需求强加在他们身上,试图以为他们也觉得足够多的绿地和楼间距,还有减少商业以保证社区的干净和安静是很重要的。后者做法可以保证在地图上,在鸟瞰图上,甚至简单的皮毛的街景这个社区足够漂亮,但是它明显缺乏活力,这点在《死与生》中简大婶也多次提到。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很多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还有那些杂化了的单位大院往往都提供了充足的中产阶级跳板的落脚城市,但是,目前的规划态度似乎对这些地方不甚友好。

      同时,两个问题从上述规划思路中引出:一是按照政府如何提供上述简单的基础设施等,更为直白的说,钱从哪来?二是这样“杂乱”的落脚城市如何摆脱“居民滤上,房屋滤下”的命运?

      第一个问题,一方面政府可以有远见,在落脚城市形成之前提供基础设施等,这样修补的资金缺口比较少,但是这样会导致地价上升,并且在收支平衡的压力下政府也会选择已经绅士化的地产而不是破败的落脚城市作为空间形态,这往往是过去我国“正统”城市扩张的思路;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可持续微循环的城市更新模式,这点在上一篇文章中有所提到,即多届政府利用广泛的资金支持多方参与,并且多次进行不同项目的修补。这里有个大前提,就是落脚城市的居民往往也有提高社区基础设施的动力,而这需要居民对其房屋(其实是土地)具有完全的所有权。

      第二问题,其实也是作为跳板的落脚城市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利用落脚城市“暴发”的中产阶级迁出,而一批又一批的乡村移民持续迁入,因此会造成落脚城市愈来愈差的表象,同时这也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非常典型的城市更新的问题。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大规模拆建一般不可取(不然只是空间中资本的生产),城市,尤其是大都市需要落脚城市;其次需要识别落脚城市的什么地方需要进行更新,有可能只是一个街区,甚至只是一座房屋,当然识别的原则标准是什么或许是永远需要讨论的命题;同时要意识到更新形成的绅士化的空间极有可能扩张落脚城市的空间范围,假如对于落脚城市的需求保持不变;最后就是多主体参与依然是必要的,而其中重要的主体是那些公共人物,还有那些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但是愿意留下的人——简大婶书中对于这些人留下来的原因没有过多提及,这本书在一个小角落提到了其中一个理由,即社群关系,他们可能由于舍不得邻里关系而留下(值得注意的是,落脚城市的邻里关系往往会基于地缘和血缘)。我觉得还有另一个理由:对地的情感。

      再次,是将落脚城市变成真正的上升通道的另一个方法——制度设计。其中有两项制度引人关注,其一是移民的身份需要被认可,其次是他们要对居住的房屋或者(以及)土地有完全的所有权。身份认可不只是呼吁宣传不要歧视,更是在制度上保证移民有拿到该国公民地位(绿卡)的通道。而房屋和土地的产权可以保证移民对他们居住的房屋(或者房主)有更新修复的动力。个人对产权的理解可能还不够深,值得继续讨论。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土地虽然一直宣称国家或者集体所有,但是农村的土地在改革开放以后基本等同于村民自己所有(宅基地部分),所以往往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中都可以激发大量的活力,比如北京的浙江村,深圳“已经严重影响城市发展”的城中村,包括现在矛盾依旧的小产权房。他们拆了又建,屹立不倒,反映的是乡村移民对于落脚城市的需求,所以即便未来城市更新中再拆,他们依然还会通过某种方式,在空间的某个地方再冒出来的,而那些完全堵死落脚城市发展的都市,可能会落得停滞的命运。

23 重拾城市活力—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时隔两年将之前未竟的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读完,又正值本学期社区空间规划与设计课程改革,以及中国城市规划正面临一个转变的交叉口(从刚刚颁布的“拆围墙”行政法案可以看出),这本书还是带给我不少的思考,这次就简要的谈其中的两点吧。

      首先是关于城市更新的议题。就我现在的所学和观察经验,我还是比较认可雅各布斯在书中提到的当时美国城市更新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她在其中的洞察和批判。不得不说,虽然那是在六十年代的美国,但是似乎是中国现在,甚至有可能是未来十多年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然而目前在中国城市更新的案例和实践中,大量的还是作者在书中所进行的批判的模式。书中一再强调,传统的城市规划中旧城改造和更新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力图绅士化的过程——“引入中产阶级”,但是这样往往只是简单的推到重来,一方面新建设的社区缺乏活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重新培养新的能够形成社区认同的居民(甚至有可能都无法形成),另一方面已经形成认同和归属的居民(他们往往会被认为是“中低收入者”“贫民”)又不得不被赶出社区,去到另一个更远的居住区中,而另一个居住区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比如配套不全、活力不足)形成又一个“中低收入者居住区”,下一个“贫民窟”,然后城市就在这不断的大规模推到重建中进行扩张。在中国,这样的情况更甚——由于技术手段的成熟,以及政府收支平衡的需要,被认定为“贫民区”,或者用国内术语叫做“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区”等地区被完全推倒的资金成本很高,因此重新规划的土地往往具有极高的容积率,这样进一步推高了城市中心区(或者说老城区)的拥堵以及各项基础设施的负荷压力,如果是具有历史文脉的街区(中国大多城市中心区都是)还会因此破坏城市格局、街道肌理,即所谓的历史城市景观(HUL)。

      在这种制度和城市更新的模式下,似乎激起了人性当中的种种罪恶,比如一直以来都被指责的政府“强拆”,以及围绕拆迁和补偿而兴起的各种制度设计还有居民的反应(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比拼和博弈),这其中政府有政府的苦衷,发展商有发展商的难点,原著居民更是叫苦不迭。并且,但就城市活力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更新模式无疑是将一个缺乏活力(或者只是看上去缺乏活力)的贫困社区变成了两个缺乏活力的社区,同时其中一个似乎也不能避免未来变成贫民区。这点是令人担忧的。

      因此,书中围绕此提出了应该以原住民为主,政府辅助的方式进行可持续、微循环的更新。这不禁让我想到吕斌老师做的南锣鼓巷更新方案,也是藉此我才更加明白吕斌老师的南锣鼓巷方案在国内规划的价值和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方案在国内少之又少,而目前来看在大兴土木的快速造成运动中是容不得“十年磨一剑”的微循环的城市更新的。在老家南宁,我也在目睹着这一系列为所谓的建设新城市让位的旗舰式城市更新项目,或者传统的以增加容积率为代价而没有考虑周围基础设施和环境承载力的更新模式。或许、可能这些更新后的区域由于区位条件优良而能够重新焕发活力,这里的活力可能大多指的是经济上的,但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句老话“不要在发展经济中迷失自己”。

      说实话,加上经济的因素我就开始在两种更新模式之间(传统的和可持续的)摇摆不定,因为传统的更新模式似乎在不停的、反复的证明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我也是相信所谓看不见的经济力量的。但我依然坚信着城市空间所构筑出来的市场与商品市场具有一定的差别,至少在时间上就有比较大的差别,即,城市空间市场中各主体的行为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表现出比较稳定的效果,还有就是,虽然西方经济学一直强调人“口嫌体正直”,所谓“观点是多样的,行为是一样的”的特点,但我依然坚信着心理价值,即人的感受的价值是难以衡量(或者说目前未被衡量)的,并且这种心理价值,即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这里引吕斌老师上课提到的一个观点(见图),观点简单明了,不用多言,但是注意到这里针对的是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经济学价值,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出来了:什么样的街区属于历史文化街区?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历史文化街区才需要(值得)我们采用可持续的微循环的更新模式吗?如果不是,那这个点要卡在哪里呢?雅各布斯的观点是,对于贫民区不管如何都应该从激发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出发(这点的方法书中没有过多提及,似乎在贫民区中出现那些认同感很高不愿意离开并且试图改变街区的人是一个偶然的过程),从增加街区的多样性、街区活力等角度来逐渐提高街区的价值,而不是直接推到重建。这个问题目前我不能给出答案,但无疑,这需要具体地块具体分析,最起码要做到的是心中知道还有更新的第二条(甚至更多条)路可以走。

    第二点则是关于城市问题研究和城市治理。雅各布斯在书中批评了当时美国的城市治理分属于各个不同的部门,这或许在小城镇还行得通,但是当城市面积扩大以后这些管理城市的官员们开始难以全面的了解城市,而规划委员会本作为协调各个部门关系的一个公共部门,更演变成不去协调,直接自己独立制定一个政策(根据一些传统的知识),这样的规划只能是脱离实际。书中指出应该通过划分行政区的方式,扁平化管理,行政区自主的负责区域内部可以解决的事情,城市尺度甚至更大区域尺度的管理部门负责那些跨区域的事项,而不是现在分包的垂直体系。以我目前所学我无法判断这样的治理体系是正确或者合适与否,但是明显的雅各布斯已经意识到城市问题的复杂性,这绝不是一个统一的指令就可以解决的,而需要让渡权利与智慧给人民。这让我想到了陈彦光老师一直强调的:“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规划不应该自上而下规定一些事情,而应该自上而下制定规则,自下而上的演化。”这也切合了作者提到的应该从点(每个事物)出发,逐渐过渡到整个城市,因为那些统计和平均数是没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简·雅各布斯(2006).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2 聊聊《老炮儿》

刚看完《老炮儿》,感触不少,遂顺手记录一些:

先谈谈电影。整部电影的故事感觉都是“设计”过的,思路明晰,线索对应,感觉超棒(不知道在专业人士看来怎样)。冯小刚演的“六爷”既仗义,又迂腐,生活在自己认为的、且坚持的江湖中,凡事都要讲规矩、讲“理儿”,即便最后把命搭上,把媳妇把儿子搭上,都在所不辞——这或许就是真正的老炮儿,不多不少,刚刚好。

但是,这样的“老炮儿”注定要成为历史:电影不止一次的描述过时的老炮儿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甚至于,现代社会的种种都已经融入了老炮儿的生活,不知为何影响很深的一个镜头是结尾六爷刚出发时胡同叉的摄像头,也不知这是导演有意为之,还只是碰巧,但总感觉,老炮儿心中的江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还有,电影结尾,那个侍者弹球儿像六爷一样去呵斥路人问路的时候不懂“规矩”,不会叫人,但是李易峰同学把他赶进了酒吧,然后和蔼慈善的告诉了路人问路的结果。个人认为,这或许就代表着老炮儿的时代必将成为历史,而所谓的新社会将会成为主流。

但是,我们依然要怀念过去的老炮儿,怀念他们仗义、担当的精神,以及希望社会“向善”的信念,而特别是后者,显然是当下社会最为需要的。

最后再想谈谈自己。里面有一句话印象颇深:“你们做的这些图个什么?图钱?图女人?”李易峰同学答,“图乐”。自己要做什么,图什么,恐怕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附上两篇@李易峰 微博上的长微博,或许能够更好的理解这部电影。

21 列裴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第一次理解—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一直以来,因为本研的缘故,一直想尝试着去理解列裴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特别是张敏老师那篇文献里面提到的“三元空间辩证”的观点。下午拜读了包亚明编著的《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和几篇文章,得到了一点启发,遂记录如下。

      首先,可能不应该一上来就急着去理解那“三元空间辩证法”,而第一步应该去关注“空间的生产”本身。注意到生产是个动词,这意味着这是一个过程。书中有段话,摘录如下:“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它们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因此,社会空间既是行为的领域,也是行为的基础。”

      引用率最高的一句话“不应该关注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应该关注空间的生产本身”含义也大致相同:不同的社会关系,会生产不同的空间,或者说,有自己对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一个不太准确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表述是,会有不同的空间诉求,而在生产出来的空间基础上,会继续发展,这就是社会关系,或者说社会空间的再生产。

      张敏老师所提出的“关系性社会空间”实际上是一种必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只要是社会关系发生的地方,都可以称得上是“关系性社会空间”。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认识到的,如此强调是因为网络购物实际上已经逃出了传统实体地理空间的范畴,而变成了一种纯社会关系的建立,即,“纯”社会空间的建立。为什么在社会空间之前的纯带有双引号,因为列裴伏尔所指的社会空间中,应该也包含的是物理的实体空间,比如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那么在网购中,就只剩下一些非实体物理空间了,比如交易空间,甚至在此基础上更加成熟和信任的“友情空间”等(瞎扯)。

      那么在我们要研究的社会化电商中,可能,或者说必然应该有其他社会空间的生产,以及此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比如与购物链接分享者、红人、搭配达人的“弱关系”,以及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形成的搭配社区,认识到的朋友等“强关系”等。当然,这部分直接的和社会化电商购物一般模式相关,这也是空间生产三元辩证中的“空间的实践”(spatialpractice),这是最好理解、最好描述的。同时,按照我们的思路,这样的空间的实践还有一个典型的“破碎化”的特征,这其实是现代性(见第二点)、信息化时代行为的特征了。

      其次,适当关注一下列裴伏尔提出“空间的生产”理论背景:那是一个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大行其道的时代。“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辑。控制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吉登斯认为理解现代性的关键之一是认识时间和空间的延伸和分离,现代社会不仅使时间与空间相分离,而且也使空间与场所相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缺场的东西所取代。”“在以前的文明中,没有人像我们现在这样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一个既碎片化同时又联合在一起的世界”

      之所以不停的引用,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语言苍白无力,写十句抵不上别人的一句。了解背景是有意义的,因为列裴伏尔提出来时法国的城镇化,(也许)就是中国当下的城镇化水平,同时,也不得不感慨那一代思想家们的远见。

      再次,终于可以讲到那“空间三元辩证法”了。上文第一点提到了空间的实践,剩下两元分别为“空间的表征(表现)(再现)”(representationsof space)和“表征(表象性)(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在这些翻译中,我觉得“空间的再现”和“表象性空间”最好,这也是包亚明书中的翻译。书中还对“空间的再现”解释得很好:“如果说空间是一种产物,那么,我们对空间的认识就是生产过程的复制和展示。……他区分了空间的实践(我们的知觉)、空间的再现(我们的概念)以及表象性空间(生活空间)。”一句“我们的概念”即把“空间的再现”解释出来。我的理解是,“空间的再现”就是我们认识到的空间的特征,如果用心理学名词来套,不知道“认知图式”准不准确。列裴伏尔作展现的“空间的再现”,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是一种概念化的空间,是一种概念和特征更为明晰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它以理想的形式存在,符号化明显(是不是想起了张敏文章中的符号特征?)。

      要我说,“空间的再现”大概就对应与我们希望研究的女性使用社会化电商进行网购的特征——这其实是消费者有意无意的再现了自己在“空间中的实践”(利用社会化电商进行网购),并将其概念化、特征化,形成了头脑中“空间的再现”。

      还有一个,“表象性空间”。需要承认的是这是三元理论中最难懂的一环。在读一篇哲学文章(还是北大马院博士写的呢)时,一开始有点感觉这“三个空间”好像马克思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哦好像是黑格尔的),继续看,果然如此。不过列裴伏尔这不是这个逻辑套路,而是什么“三位一体”“他者”……总之,看不懂!放几张截图如下:

      可能未来会理解的语句有:“表象性(再现的)空间”是一种生活空间,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空间”;再现的空间是由意象和象征组成的符号系统,存于生活中和艺术形式中,主体不会主动去探求,因而是消极体验到的空间,与空间实践的物质空间叠合。

      同时,需要留心的是,再现的空间在后现代、信息化的时代下会和空间的实践相矛盾,因而产生一种抵抗的情绪,以及渐进的改进和革命性的变革,张敏老师的文章中也有所述。

    最后,洋洋洒洒写了那么多,在进行下一步之前还要强调一点,也是提醒自己注意的:无论理论多复杂(要多复杂有多复杂!)最后落在的实例、总结出来的特征,应该是要易懂的。即便这个实例和理论模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阐述不清(或者被认为阐述不清),但至少归纳也好,演绎也好,出来的特征应该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参考张敏老师的文章)。

参考文献:

    包亚明(2003).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

//www.yunshow.com/htmlys/infohong/2011/0104/goods_book_96608.html

20 社会和空间?—德雷克·格利高里《社会关系和空间结构》

不得不承认,德雷克·格利高里和约翰·厄里所编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一书我基本没怎么看懂,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并且火车上也实在没有其他书看啦!)将其粗略而不过脑的(不是不想过!而是没有可以理解的脑区!)扫描了一遍,得到的也是一些最为粗浅印象。

首先简要的介绍此书:这本书相当于是一个论文集,集子里涵盖了近些年来比较著名的论文,用这本书的话语,这些论文应该是归属于“时空社会学”的,不过,我在其中也找到了一些地理学界称为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大家,如大卫·哈维,理查德·沃克等。他们大多是从理论层面上去逻辑推导一些观点,无奈笔者理论基础太差,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没有足够的了解,所以看起来颇为费劲。

不过,还是有几个观点在头脑中生根:一是,至少在这本书的话语中,国外主流社会学开始重视时空视角,也就是历史和地理的视角。书中前面两篇文章花了较多的篇幅探讨了历史上社会学和历史学、地理学分道扬镳的失误,尤其是社会学和地理学,这使得社会学在研究人类社会问题时经常忽略发生的地理背景及特殊性,而地理学(主要指人文地理学)则陷入了对于“空间”模模糊糊不明所以的探索中。简单来说,也是我获得的第二个观点,有什么社会现象不发生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中呢?反过来说,一定的时空背景下,或者一定的人文地理研究的空间中怎么可能不承载某种类型的社会现象呢?于是社会学研究结论难以落地,或者脱离实际,然而地理学也好不到哪里去:看似无所不包,实则术业不精。在这个层面上,我是赞成学科交叉和人文地理学的分化的。对于我们这些学地理的人来说,要做的应该是积极将自己分化,及时术业有专攻。

(胡说:提议将人文地理专业变成元培学院空间社会科学实验班)

最后还有一个观点:哈格斯特朗创设的,所谓“时间地理学”确实值得未来多加思考。我惊奇的发现在这本社会学为背景的书中好几篇文章都提到,或者运用了时间地理学的相关内容和技术方法。在我现在看来,它更多的是一种有力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人类活动全维度的可视化,运用在哪里,将怎么应用,确实值得多加思考。

书籍:

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编),谢礼圣等(译). 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9 新社会空间—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

项飚所著《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向我们展现了处在世纪之交的北京“浙江村”生活图景,以及这幅图景的形成过程。图景大多以人类学的视角,通过作者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描绘”出来,也大多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体现其相互关系的生活事件。读罢全文,感觉作者在描述的是一种“新社会空间”——正如文末展望所写;我认为,这种新,不仅体现在文章总结的,是“跨越边界的”、“处在传统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处在体制外但又和体制紧密联系的”社会空间,还有如下两点个人的思考:

      首先是人类学不断创新的研究对象。我对社会学的研究所知甚少,读到的人类学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仅把费先生的《江村经济》拜读了一遍;但其中提到的一点在我读到这本书时忽然记起,那就是先生大概在后记中提到自己“误打误撞”的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与一个经济社会关系复杂的开放系统中,于是他就在反思这样的研究和之前的人类学研究在结论上和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同时认为人类学的方法应该在未来更多的应用于现代社区的研究中(P.S所记不一定准确)。我所思考是,随着人类学的发展,我猜测现在的人类学应该广泛的应用于不同社区、不同性质系统的研究中,那么,这么多的系统走遍下来,人类学在方法论上有没有什么创新?这些不同的社区、不同的系统得到的结论有没有什么异同?更关键的是,这些异同在形成机制上差别在哪里?有多大的可能可以拿来预测不同地区未来社区的发展?(比如,中国社区未来将何去何从)当然还有,结合规划来说,又对社区规划有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当然,我对人类学研究了解甚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作是一个研究,或者这项研究是否已经有人系统完成过了。

      其次,也是一个灵光一现的未成熟的思考:“跨越边界”在地理上或者空间上有什么解释呢?Hebert(1972)提出社会学和地理学对于社会空间这个概念理解的不同:社会学更多的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这本书中创新性的提出了“关系丛”的概念),而地理学在现有关系的基础上,加上了区域的背景,以及更关键的,加入了区域的边界——地理学中社会空间是“具有一定区域的社会关系和人群”,这对于区域政策的应用有其意义。粗略的看过去,“浙江村”在地理上处在北京大红门地区,但他们存在两个空间上的“跨越”:一是社区不仅和流入地有关联,还和流出地有关联,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他们生产组织上(劳工链;工厂商标和生产许可等),还体现在文化、归属、认同上;二是这样的关联不仅在流入流出地,还扩展到了整个中国甚至全球(主要是生产和销售网络上)。这种跨越和关联,书中用“关系”概括之,在地理学中则可以分解成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但显然的,这样的跨越已经打破了传统地理学中社会空间的概念,因此不难预测的是,区域政策的落实也就存在了麻烦。

      文章的最后,还是应该表达一下对此书的敬意:以后当看到人类学对社区的研究,看到流动人口社区的研究,看到关系丛和全国性生产网络等概念时,应该想想这本书中学习到了什么。

著作:

项飚.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8 重新审视质性访谈—赫伯特《质性访谈方法》

重新审视质性访谈

      Herbert 和Irene 所著《质性访谈方法:聆听与提问的艺术》可以称得上一本通俗易懂的质性访谈技术介绍和入门教材,书本以社会学的视角,系统的介绍了完成一篇以响应式访谈为主要调查方法的论文流程,包括选题、设计提纲、开始访谈、整理资料和编码、分析与写作、检查和投稿等,具体而微的将一种质性研究的方法简明通俗的介绍出来,个人觉得也是新手完成一篇质性研究论文极佳的参考教材。在这里简要总结书中关注的写作流程的各个要点,同时也是为未来的深度访谈研究做好准备。

      需要在前面强调的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必须关注地理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异同,虽然现在没有一个直观的,或者是经验上的感受,但是从主题上的差别即可以意识到在方法和具体操作中肯定有所不同。

1.    选择主题

      选择主题中重点要关注的是“什么主题适合质性研究”。文章中列举了如下几点:①寻找细微差别;②追踪过去对现在的影响;③需要探究新视角;④解释特例;⑤需要逐步推导问题的答案。结合将要进行的调查,我以为我们的主题可以满足“探究新视角”——特别是空间的视角;“逐步推导问题的答案”——不断询问为什么某些因素能起作用/如何起作用。当然,并不是所有主题都一定要和书中的保持一致,但这可以作为在研究中重点关注的方向。

2.    预见想要的结论类型(注意!不是内容!)、预期理论建构的方向和推广范围

     结论类型可以理解为“想要获得什么知识”或“解决什么问题”。理论建构是质性研究的最终目标,如果我们最终能够通过访谈建立起一个(比如说)居民网购行为决策的作用模型,那或许是某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结论和理论的建构是由一个个、一级级分解的主题有机组合在一起的,而主题又是“由概念组成,是解释事件原因或者意义的陈述”。所以在访谈中应该(似乎也只能)多关注概念,围绕核心概念对被访者进行深度访谈。

3.    要使研究具有信度——重点:选择被访者

      被访者的选择文中给出了几个要点:①有经验的,意思是对于想了解的问题有丰富的知识,或者至少对于自己行为有充分的觉察;②有见识的,即某领域专家;③视角多样性,意思是需要找到多主体,对询问的问题有不同回答甚至想法回答的个体进行访谈。这点感觉在地理中特别有意思,之前有提到,空间因素分为区位、密度和空间形态三大类,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因素和个体社会经济因素一样,它是深深烙在居民的认知中,“无意识”的影响着居民行为的。那么,在具有不同空间因素的区域中,访谈区域中的居民或许可以自然的从不同区域下居民不同(即便是相同)的行为中寻找空间因素作用的蛛丝马迹——不过,这种条件下应该极力避免写作者分析的主观作用。④由需要研究的主题、建构的理论来寻找和挑选被访者。

4.    与被访者建立关系

      这是在说成功寻找被访者(或者制定了一套挑选被访者的标准,或者有目标)后如何与被访者建立联系、开展访谈。这个部分书中利用了很多精神分析的术语和技术,毕竟心理动力取向的治疗方法也是一个访谈,评估阶段也是一个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互惠、自我暴露、卷入、移情和反移情等等,这些都会出现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有的还是可以利用和值得使用的技术。这里主要强调两点:①大胆发生卷入,同时保持自己的个性。意思是要进行的是参与式访谈,比如和快递员体验一天的快递生活、帮助维护一天的网店。同时应该维持自己的个性,这是开启谈话,也是被访者保持对研究者兴趣的手段。这在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也有所提到。②注意伦理问题,在访谈中主要是要尊重隐私,比如录音要征得同意等。

5.    主要问题、追踪问题和探测性问题的设计

     主要问题是针对主题(一个主题!)的拆分,设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首先要保证通俗易懂,其次不能限制被访者的回答思路(开放式问题,正反双面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某一主题的主要问题可能不能太多(三四个),重要的是深度挖掘,以及对于每一个被访者可能都有不同的主要问题,因为他们的特色不同。

       书中mark:不要把自己的理解加入主要问题中,可以通过正反或者询问意见的形式规避;尽量避免使用为什么,尽量避免开始就询问被访者的意见,而应该从事实出发(陈述、叙述)。

       追踪问题是对被访者回答的继续追问,看似不能准备和设计,但其实是在一次次访谈中积累而成,即某一个访谈总结分析后得到的追踪问题可以留给未来其他的被访者使用。

       书中mark:对概念进行追问(区分主要概念和次要概念),对主题进行追问,为了透彻而追问(局部性的叙述与简单提到的故事、矛盾不定、被提及但未被界定的概念、已被界定但是缺少例子或者解释的概念、隐含而未道出的概念、确实的中间状况、没有回答或者回答很模糊的问题

       探测性问题是让访谈继续下去的短语,但最好少使用,并且一定要等(甚至付出几十秒的沉默)被访者说完一段话后再进行发问。

       书中mark:探测性问题的种类:调控对话(要求继续、要求细化、表示关注(共情)、澄清、操纵式(当谈话脱离轨道时)),预期遇到的探测(顺序性(即排序)、证据性、倾向性(对个人的可能的偏见进行更详细的探测))。

6.    资料分析和编码,完成写作

       这部分将简要带过,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可以先放放(咦居然有点押韵)。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分析和编码,因为这个过程中会完成理论建构的大纲,而写作也大多围绕此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在每次访谈后立即进行,包括录音的誊写、简要的分析和追踪问题的设计等;而编码最重要的是对于概念的把握。

       最后再回到本文的题目。为什么说“重新审视质性访谈”?因为非常显然的,在之前的训练中大多都忽略了质性的重要意义。现在普遍的观点是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辅相成,一个可以汇总出宏观的状态和统计上的倾向,而另一个则赋予不同统计指标的意义,研究的是微观个体,得到的是所谓的机制、结构、作用机理和“为什么”。再讲一个现实意义,作为本科生,设计出一套较好的问卷(甚至是能够研究作用机制的问卷)是比较困难的,而完成填写和最后的分析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访谈加上小规模的、简要的了解性的问卷调查不失为容易上手的选择。

著作:

Herbert J. Rubin, Irene S.Rubin. 质性访谈方法:聆听与提问的艺术.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17 一位地理学者的人文关怀—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

一位地理学者的人文关怀

文章取这个题目未免有咬文嚼字之嫌,不过此处的“人文”,并不等同于“人文地理”中“人文”的含义,而是一种针对人、回归人的视角,或许也可以称为“人本”吧!不仅如此,这样的人文关怀还来自地理、源于地理。那么地理又是什么呢?可以是空间,可以是地方,可以上升至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也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具体的案例;但这其中,一定要有人的存在:关注人,服务于人,这才是所谓的“人文关怀”。无疑,唐晓峰在这本《人文地理随笔》中,将上述要求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肯定是喜爱历史、喜爱人的。除了全书中随处可见的历史资料、考古事实,还有偶见直接表达的感情,这种对历史的感情,放在地理上,就是对历史景观的热爱和对遗迹破坏的遗憾,乃至隐隐的愤怒。君不见北京城墙的拆毁、四合院的收缩,“与权利相处无事了数百年的胡同与四合院,今天被迫为金钱的生殖让路,市场之手在京城里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君不见三峡水库之下,那沉睡着的数座古城,也是水库居民生活千百年的故乡;君不见文明老区“夏墟”汾河的枯竭和环境恶化;君不见文革期间毁坏的文物,市场中变卖的遗产……这些都为作者所心痛不已。

但是,谈历史、讲历史、惋惜历史,究竟还是为生活在,或者享受着这些历史景观中的人:“如今,老北京散伙了,群体越来越小,与北京都市中胡同、四合院的收缩一样”。作者还讲到“人居的城市”、“陌生的城市”,无不是为其中居住的人着想,或许居住区的最高层次,大概是段义孚所提到的“恋地情结”吧!除此之外,还有长城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符号出现在地图上,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人文地理标志,从行为地理的角度说,是中国人对于客观世界认知的再加工。

当然,作者在书中表现的内容绝不仅上面那么一点。整本书引经据典却又不显死板,在风趣幽默之中表现了很多作者的奇思妙想,是一本难得的佳作。

16 宽容与全面看待—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一口气看完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正好舍友最近也读毕此书,我们遂对书的内容作了一番讨论,收获颇多。结合了舍友的一些观点,下面从“宽容”和“全面看待”两个角度谈谈对此书的理解。

首先是宽容。什么是宽容?宽容又如何在此书中发挥作用?我以为,宽容是人类学(或者其实不仅仅是人类学)对待世间人事万物,特别是不同地区人的行为的一种不加批判的理解。舍友认为此书最开头强调要去解释日本人行为上的矛盾性;我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不如这样理解作者,她试图寻找日本人行为上的合理性。我以为,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复杂性,这代表了不能用简单的“是或非”来判断事物或者行为,而是试图找出此类事物或行为存在的原因。舍友进一步点出,实际上按照这么理解,合理性就可以极度泛化,而扩展到世间万物上,所谓“存在即合理”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引出了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一个毛病:似乎什么观点都可以成立,只要你能找出足够的理由来证明之。如此看来,观点本身就失去了它的价值,重点在于个人性格、认知倾向和所谓的洞察力。更为遗憾的是,若将此观点放在一些可以认为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不相吻合的事实上,会使人“中毒”——丧失去争辩和行动的能力(可参考薛兆丰经原课对于所谓社会不公的辩解)。

当然,我在这并不是说他说的是错的,而是借此想说明的是每个学者都应该有自己的立场,或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倾向,而不是认为洞察了现实而就可以无所作为:“它有它存在的理由啊!我为什么要去争斗呢!”。我们认为,认识如同社会发展一样,都是曲折的;看到现实的合理性不是面对问题的终点,而是更好采取行动的起点。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了你所反对现象存在的社会根源,才能从根源去解决它,因此,在这个起跑线上,重要的不是你的洞察力,而是你对于世界、对于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这个把握决定了你面对问题的倾向。

我想,此书在这点上给我们了一个好的范例,作者先是用宽容的眼光看待日本人言语行为的合理性,而不是像一般西方人一样看到与自己行为规范不符而去反对他;但同时,我想作者是有他的立场的:在十三章作者提到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繁荣,更值得注意的是民主政治的建立。这说明了一点,作者认为民主政治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这是她的立场。但她同时又说,这样的民主肯定不是西方的或者哪个国家的民主强加上去的,它是日本人自己的民主。这再次展现了人类学学者特有的宽容之心。

说了个范例,接下来要说说教训。在“全面”这个命题上,作者显然是做的不够好的,但是这有其历史的、现实的条件约束,在此只是客观的评价,希望自己未来少犯此类错误。首先不得不看到的是材料的使用对研究成果产生的偏差:虽然作者在第一章强调“无论增加多少新的材料也只能得到相似的结论”,文化人类学也确实是一个重视“质”的学科,但是后面的评论也不只一次的提到作者如果取名为“日本军人的文化”或者“战争时期的日本文化”之类的更符合,因为作者用的材料大多都是二手材料,而材料获取的渠道可能受到了限制和过滤,或许这也是质性研究很难克服的一个障碍。除此之外,后面的批评还指出,虽然把日本人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未尝不可,但是不应只停留在一个笼统的全局上,因为作为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其社会阶层是多样的,社会团体是多元的,之间差异也是巨大的。不仅如此,作者还只用静态的眼光,取当下一个断面来展开研究,后文批评也不止一次的指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日本文化的演变,重要的是“或许历史是解释日本人行为矛盾性的重要因素”。因此作为一个质性研究,特别是针对人的质性研究,一定要关注两个重要的“前置变量”,一是个人属性,一是时间因素。或许,在地理的视角下还应该重点关注空间,关注地域对行为的影响。

书籍:

           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增订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5 探寻内心的自由—三毛《亲爱的三毛》

这次是在火车上看完这本书的:听着音乐,欣赏着窗外秋意渐浓的美景,看着书中充满哲思的话语,竟第一次感受到了乘坐火车的舒畅和惬意——想来不管是飞机还是大巴都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吧,也忽然觉得,旅途不再是使人难受的了。

      不说旅途,说说书的内容,不过现在书不在手边,因而只能通过记忆把仍然记得的、感悟比较深的内容写下了。

      这本书前大半部分的内容是三毛在一份台湾杂志上开设的专栏的合集,专栏的内容是每周公布一份读者给三毛写的信,还有三毛的回复;有的时候是三毛的“统一回复”——因为相似内容的来信太多。后面小部分是三毛的一些散文诗。看完前部分的信,有两方面的感触——

      一方面是惊讶于来信内容的一致性。在书中写到,大部分的来信都是对人生的迷茫和无助,对世事不公的愤怒和悲伤,对于自己为什么总是不成功的愤懑不平和情绪低落,总之,这方面是对自身状况和对周遭环境的不满,于是每天都过得不快乐。除了“对事”之外,又有很多来信是“对人”——亲密关系的另外一方抛弃我、遗弃我、不公平对待我,或者我对另一方太喜欢付出太多但是对方没反应或者反应不平等,总而言之也是不满意,因而与另一方相处时也是不开心。其实,这种惊讶不仅针对信的内容的一致性,而还包括,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和自己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感慨于三毛的回复。三毛的回复究竟还是非常务实并且个性化的,该斥责的时候斥责,该同情怜惜的时候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并且用自身经历来说话,该提建议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些中肯但是不越界的建议;不过,这些回复中也透露出(有时候是直截了当的说)三毛人生观和世界观。经过我自身认知结构的处理,我将其总结为:“对事”的问题,三毛的回复大多是“追求自由和你太自私”;“对人”的问题,回复大多是“你太自私和追求自由”。

      在我看来,三毛的核心观点大抵就是“摈弃自私”和“追求自由”两点,但这两点,在对待不同的事情上也是大有不同的。“对事”上,自由是占先的,我们不满于自己的成就,不满于周遭环境,认为其对待自己不公,大抵都是“不自由”——被束缚所致,束缚于他人,束缚于社会公认的准则。但是摆脱了束缚,就自由了吗?肯定也不是。自由不是出世,也不是不作为,而是做的过程中能快乐于其中——这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难呵!

      再有,“对人”上,自私是占先的。这里的自私,是指要摈弃自私。亲密关系中的不高兴,大抵来源于自私:因为自私,提出了很多要求,因为提出了很多要求,所以经常得不到满足,因为得不到满足,所以不快乐。但这并不是说,要无私的帮助别人、爱别人,而是要爱自己。只有爱自己,才能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生命中的那个人,也能有足够的宽容,去原谅另一半的错误和人性的弱点——因为我的生命不是建构在你之上的,我就是我,不需要你来证明我。

      写了那么多议论,最后还是应当回到现实。几天前刚刚和Z小姐完成一份心理学双学位的作业。我们交流和讨论后发现,上述种种不快乐在我和她之间得到充分展现,并且其实这也是同辈人的大部分共病。不过这本书还给我们了一个暗示,并且是不好的暗示,那就是如果应对无效那么未来十年内可能都会因此而困扰,从而也会写出类似的信给三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利用埃里克森的理论来进行了解释:国内高中的高压力和目标专一性使得我们推迟了青春期的主要任务(自我同一对角色混乱),从而有可能与成年早期的主要任务(亲密对孤独)混合起来在大学内一起处理。然而大学环境本身也并不轻松,总是有一些有形的(peerpressure)或者无形的(社会评判标准)压力环绕身旁,缺乏一个比较充满支持和自由的环境提供我们肆无忌惮的去试错和思考。

      不过,这也就是理论分析分析罢了,毕竟这是一己之力难以改变的社会现实,并且不是已经说好了不去抱怨吗?诚然我们还有很多缓解情绪的方法,但是这种“空虚性抑郁”的解决还需要从根本上修炼自身,去爱自己,去摈弃自私,同时去试错,去思考,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这是人生之大事,急不得,得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