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Book Reviews

从上学期中特课程接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以来，断断续续的终于把这本不厚的书看完。关于书中“文化三路向”的说法应该或多或少被大众所知，我也就不过多提及，在本文后会把当时中特课程针对此点所撰写的读书报告附上。关于这个观点，乍看之下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哲学和宗教分析的也倒为准确；但是关于从西方到中国再到印度的文化发展“阶段”说，未免过于线性和简化；另外关于中国文化为什么一开始选择的是“第二种路向”，梁先生给出的解释是“社会实在受社会中天才的影响最大……中国古圣人由观察宇宙所得的深密思想，开头便领着大家去走人生第二路向”，这点也未免过于幼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也难以立住。当然，作者在序中也坦言这部分内容有多处疏漏，因此，这次的重点不是对文化路向的分析，而是想谈谈其中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中所获得的关于人生路向的一些启示。

Continue reading “34 文化路向与人生路向—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读毕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感觉是羡慕、向往。是的，在需要不断自我探索、反复尝试方逐渐知道自己喜欢或适合做的时候（如果不乐意把挣钱作为第一任务的话），在这看到向上流动越来越难的时候，在这总觉得做很多事情事实上做不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很可能只能是追求一些小确幸的时候，如果真的能发现一件“伟大的事业”（在经过批判思考后确定），它确实是现在社会、现在时代、现在人民所需的，那应该会一往无前的去做吧。而且，这种做是不带后悔的、一直充满动力和活力的、不断得到认可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认可斯诺在书中描绘的场景，因为我大概可以想象这样的事业对于人的积极作用——想来我也曾经短暂的有过这样的经历。

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我们的前辈们在建国初实施的那一系列大步走向共产主义的措施，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伟大事业”是可以从反帝反封建反侵略转向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而且人民依然会团结起来为这项事业而奋斗，就像在当年的苏维埃共和国中一样。

Continue reading “32 人民的主要矛盾—斯诺《西行漫记》”

   抽出一点点时间看完了凯文·林奇这本经典之作，《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敲完这个英文名称我也突然发现了其中的道理：我记得之前自己经常翻译成CityImage （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但是，林奇的题目还多了两个定冠词，大概是因为这是非常在地(local)的研究，每个特定的城市(the city)都有与其对应的特定的意象(the image)。因此，看完这本书后我对其中的研究成果——关于波士顿、泽西城和洛杉矶的意象结论——是没有丝毫触动、也没有丝毫评论的欲望的，因为我对这三个城市本身就没什么印象。

       除了老师上课常常会提到的结点、地标、道路、边界和区域五个城市意象要素外，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林奇对于城市意象的调查与分析方法，记录在这本书的附录B中，我将部分内容摘录于此。

       最原始(original)的研究方法包括志愿者的办公室访谈、调查地区的照片辨认和摆放、实地走访，室外随机抽取行人问路，专家实地分析三个大的部分，其中，对于志愿者和路边行人的问题都是标准化的。而城市意象的分析方法则包括统计意向要素出现的频次，用形状像似、大小呈比例变化的符号在地图上表示出来。

       林奇自己对上述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并列举出大范围调查所需要的三个步骤。步骤一对大范围被访者要求完成认知地图绘制、行程描述、列举“最有特色”的部分、写出某一地区在哪里的答案等；步骤二则是对少数人单独访谈，以及实地走访；步骤三则是对上述研究成果的实地调研。三个步骤下来可以产生地区基本的公共意象报告。

       除此之外，林奇虽然在书中讨论了大都市区的意象问题，但是其完成的三个城市意象地区的调查均局限在1.5英里（2.4km）✖2.5英里（4.0km）范围内，也就是大概9.6平方公里，与之参考，海淀区面积430.8平方公里。

       虽然上述研究方法和准则并不是所有城市意象研究都应该遵守，但我觉得每一个研究城市意象问题的研究者都应该参考林奇在书中所运用的方法，至少，应该对传统方法表示尊敬。如果从严谨的角度说，方法论的变革应该有对比研究来支持，但是从我上课的印象来看，我们可能更多的把重点放在了认知地图的描绘上，对于访谈、实地走访等内容重视不够（当然也可能是我上课没认真听了）。

       那么，接下来我将分析目前国内关于城市意象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在知网上搜索以“城市”和“意象”为关键词，按主题搜索的有2971条相关结果，按标题搜索的有537条结果；如果精细到地理和规划常见的核心期刊，则有36条结果。取前三篇引用率最高的实证研究为例，分别是顾超林老师的《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及构成要素研究》（2001）、李郇老师的《广州市城市意象空间分析》（1993）和冯健老师经典之作《北京市城市居民的空间感知与意向空间结构》（2005）。

       李郇老师的广州市调查区域范围为广州市中心城区，面积151.58平方公里。主要采用的方法没有明确展示，写的是问卷调查，推测应该是用认知地图法。通过对于意象地图的要素频率总结，研究得到广州市的意象地图，并分析了不同人群的元素差别和认知阶段的差别。

       顾超林老师的北京调查区域范围为北京市中心城区，即四环以内，面积302平方公里①。采用的方法明确显示，包括照片辨认和认知地图法。其中，照片辨认采取“说出照片内景物场所的名称或其大致方位”即算正确的二择一标准；对比林奇采取的是辨认照片场景名称并将所有照片摆放在桌面上，仿佛形成一个地图的方式做判断。在认知地图调查中，由被访者自己判断绘制的范围。

       冯健老师的北京调查没有明确指出调查范围，只是说明了问卷发放的区域主要是10个城区（东城、西城、崇文、海淀、丰台、通州、大兴、门头沟、昌平和怀柔）。方法上仅采用问卷式的认知地图调查法，问卷要求居民“随意画出自己印象中最熟悉的北京城市空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要求。研究最后划分了居民意象地图的类型，并对不同类型人群的分异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我分析的三个对中国城市空间意象的实证研究中，基本没有采用林奇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建议的研究方法，除了均共同采用意象地图之外；不仅如此，这三篇研究的区域尺度都大于林奇的研究，或者说，在大尺度范围内取样，但是没有界定被访者回答的范围。

       虽然并没有说林奇的研究方法就是当下研究城市意象所必须遵守的，但是，林奇的研究方法总的来说是较为标准化且较为深入的。如果仅就认知地图这一个方法使用，并且没有对被访者做任何说明和引导（比如通过问卷发放的方法），虽然可以以较少的成本覆盖比较宽的范围，但是结果必然是破碎的，对深入的城市公共意象的挖掘不够，也会导致现实的指导性差的后果。

       因此，我以为，虽然不能以林奇这部经典著作中建议的方法作为金科玉律，但是至少应该尝试他，并且，不能仅仅将重点放在看起来非常潮和时髦的认知地图上，而应该将这一系列的方法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

参考文献

[1]​冯健. 北京城市居民的空间感知与意象空间结构[J]. 地理科学,2005,(02):142-154.

[2]顾朝林,宋国臣. 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及构成要素研究[J]. 地理学报,2001,(01):64-74.

[3]李郇,许学强. 广州市城市意象空间分析[J]. 人文地理,1993,(03):27-35.

[4]（美）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M]. 华夏出版社, 2001.

注①http://blog.csdn.net/silentwolfyh/article/details/54948778

孙隆基所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着实是一本好书。这里的结构，指的是一种内在的、保持强大稳定性并指导国人行为和言语的动力机制，也许可以对应着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无意识的内容是可以意识化的，也就是本书中进行的解析与批判过程。让我耳目一新同时也极为赞同的是，作者不仅通过现象（由行为组成）进行分析，同时还通过所谓“文法”(grammar)进行解析；虽然不能完全从字面理解该概念的含义，但是从文中可以大致揣摩出作者从国人使用的话语体系，即文字和言语中来进行分析。语言、文字和行为一样，都是文化的窗口；当我们不自觉、“下意识”的去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语、写一些文字时，应该会有一个称为“文化深层结构”的机制来形成一种中国人的共同特征，这无疑也是作者高度自觉和批判意识的表现。

本文不将对本书进行系统性的梗概，只打算将书中的一些观点与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进行结合，并谈谈自己的思考。在具体展开论述前，有必要强调的是，书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批判，作者也提供了必要的解释：

“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原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

这段话实在也是喜欢此书的第一个原因，即作者意识到中国文化的负面和值得批判的地方不是由于文化的“不好”，而是“不合适”。我要求自己一直带着这个观点去阅读该书，我也希望读者能够带着这个观点来阅读本文和这本书。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将使用一些现代社会中的例子，来给作者的观点进行额外的支持或修补。

首先是中国人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二人关系，指的是国人往往从人和人的关系中来定义自我。作者通过对“仁”、对“三纲五常”等内容的解释进行论证。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心理学中也往往证实了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有他人存在（比如母亲），而且他人的重要程度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来解释的。与此同时，国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强调“和合”（不就是“和谐”吗），强调要有人情味，即不发生矛盾，而且还要相互关心。为什么要“和合”呢？因为不“和合”人我关系就濒临破碎，自我在这个社会中就失去意义。“和合”什么呢？只有上面规定的关系才会“和合”，也就是在“差序格局”中的人才会与他“和合”，否则就是对陌生人的肆意妄为（这也是为什么在城市中的不“道德”，其实是不“和合”的现象那么多的缘故）。怎么“和合”呢？不产生矛盾只是维持一种“和合”的状态，但是要建立一个状态，往往靠对别人的关心（尤其是对“身”的关心，下文会作进一步的阐释）来获得。

就以母子关系为例，以下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妈宝男”的诞生。母亲为了维持与儿子的关系不破裂，往往会通过所谓“关心”（实际上是包办代替）他的各个方面达到效果，比如帮忙准备吃穿住行，甚至连未来妻子都是可以安排的，目的是让儿子失去自主性，而全身心的依赖母亲。另一方面，儿子那方由于“孝”（网上议论很多，在这里定义为听话、懂事、乖，不产生矛盾等）的安排，即便有天然的自主性萌发的意识（按照埃里克森、弗洛伊德等的理论）也会主动的抑制（或者被动抑制，“我竟然生了这么个不孝儿！”“你看看你，就不要这么做了，让你妈多伤心”），久而久之也就产生了对母亲的依赖感。这样的母子关系，是一种维持在母婴阶段的关系，这个阶段中由于婴儿自主性几乎没有，因此只能由母亲来提供一切生存所需，而婴儿也产生了一种一切事物都会自动到来的错觉；在这个过程中，武志红老师的“巨婴”与“全能自恋”的概念得以产生。当然，这里没有任何性别歧视之意，两两组合同样也可以形成“妈宝女”“爸宝男”“爸宝女”，只是在社会中，需要承认的是，母亲往往更多的承担养育责任，男生在家族中则更多的得到关爱，当然，得益于过去三十年的“一胎政策”，可能也造就了不少的妈宝女的诞生。

这里只是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事实上，随着我们“现代化”程度的加深，极端的“X宝”人数应该不断减少，但是这种二人关系造成的人我界限不明朗依然在身边，时刻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走后门；熟人介绍认识的自动给予好感（当然这是一种减少社交成本的有效方法，以他人信誉做背书，因此只是一个度的问题）而陌生人则爱理不理；由于害怕违背“和合”关系而不敢拒绝，虽然心底里怨恨，还会背后和无关的人抱怨；对于侵犯了自我自主选择权的事情不敢大声抗议，而心底里忍着，忍无可忍才爆发最后导致两个人撕破脸；认为谈钱伤感情，而模糊化规则；强调人治而不是法治……

总而言之，这种强调二人关系的文化会让自我得不到伸展，缺乏自主性的自我只能被不同的二人关系牵着鼻子走而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这里也是一个文化中目的意向性的问题，把目的投放在二人关系的构建与“和合”中只能让社会保持“和谐”，而不能让社会融入到充分竞争的世界中获得更高的成就。

那么，率先发展的香港和台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大发展的大陆，已经获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中国是不是已经摆脱了不会竞争的桎梏呢？可能只能说一半是正确的，因为这涉及到下一个主题，中国人“身”的文化和“心”的文化。先说“心”的文化，这里的心，指的是Heart而不是Mind，也就是有将一切事物感情化而不是理性化处理的倾向，比如中国人强调上下要一“心”，否则会离“心”，你做了什么事情让我寒“心”或者暖“心”，你能这么想实在是有“心”，在这里不做过多的论述。而“身”的文化，则是国人追求的目标永远仅停留在对“身”的安放，毕生追求仅仅是“身”有所养，“身”居高位而已。从小事来说，之前也提到他人（尤其是父母）对个人的关心往往停留在“身”上，“吃了没？”“最近身体好吗？”“早点休息”“多穿点”“吃好点”；也经常跨过人我界限来关心“身”体，“天气冷了，多加件衣服”。事实上，温度感受器在个人“身”上，一个由独立自主的个体应该会随着自己感受温度的变化而增减衣物，感冒生病与否也不是“听不听爸妈的话”就能决定的。至于“身”和“心”的关系，则是“心”对“身”的照顾与“心”对“身”的组织，要获得一个人的“身”，形成关系，必须将自己的“心意”到对方“身”上才行，而国家要获得民“心”，则必须要通过发展经济，实为“身”有所养方能实现，因此为什么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什么要脱贫可见一斑。

在这里，经济命题自然而然的提出。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获得了竞争的“成功”，大体上是由于我们重视“身”的安放与人口密度大所致。我不想过多着墨于社会问题，更像探讨个体的成长。我不敢说有多少比例的人是这样想的，但我斗胆认为，大陆社会的精英大学生更多投身于金融领域更多的是对于自己“身”何处安放的焦虑，而不是不断超越自我、获得自我同一的动力。试看A同学综合成绩和专业课成绩排名第一，出国去哪个学校念什么内容更多是比照就业情况和薪酬水平，还有工作的稳定性。我很佩服该同学的能力与刻苦程度，但是我实在无法认同这么聪明的脑子所追求的东西。

我没有进行科学统计，无法说国外充分自我伸展的人就比国内的人多。但对我而言希望能够长久的追求自我的伸展，追求精神层面的幸福水平，而不单只是“身”何处安放的问题。

最近国内上映的两部电影，La LaLand与Sing都讲述的是不同人的自我伸展过程；且不说国内和国外社会上的人怎么样，就说电影剧本的设计，以我粗浅的电影经验我应该暂时没有想到国内电影中哪位主人公有Sing中的小考拉能够这么恬不知耻的为自己梦想奋斗然后梦想破碎的过程，最后的结局可能只是一场show，在考拉和羊驼重新开始刷车的时候对我而言这部电影已经结束了。

我想这种对“身”的过分重视与“二人关系”的目的意向性是无法达到个人主义的胜利的。

最后，我想回到第一个内容，对于“二人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的探讨上来，正好近期李雪、徐凯文、武志红等等各路心理学大V也在网上讨论类似的命题（详见微博@徐凯文等）。

我不敢妄论自己的观点和哪位老师的观点一致，只想表达一下自己对于这个话题的探讨。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我对武志红老师《巨婴国》这本书的态度。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在《巨婴国》中多次提到，而我以为《巨婴国》论述的观点不能说不对（我也在前文表达了对巨婴和全能自恋等概念的赞同），但是这里面缺少论证，缺少逻辑的推导，因此有限的举例也显得矫揉造作，观点就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如果不加以批判性的看待很容易被观点带跑。而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局限性的，于是我在阅读一百多页以后放弃。在我还保存的记忆中，武老师大多只是对不同的现象都略显粗暴的归结到他的话语体系中，而这个话语体系大多是“二人关系”。是的，父母对于儿女人我界限不分的过度关心、控制或者是虐待，这些创伤的早期经历确实是我们现在自我得不到伸展、亲密关系不幸福的原因，但是我们的行为还受到更多来自大环境中其他人的影响，在更加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看，其实父母也是受到他们各自的父母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只不过是把自己认为“好的”给我们（只要他们还是“爱”我们的），而对这种集体无意识不自知。

我没有想为父母的行为进行开脱，事实上，承认早期创伤和父母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绝对是成长的第一步，这也是《巨婴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是的，看到这种错误的影响我们会难过，会伤“心”，甚至会愤怒，但我依然认为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情绪上，或者说情绪上也不能仅停留于此。在这个角度上我还是支持徐凯文老师在论战中提出的“与父母和解”这个观点的。

我以为徐凯文老师的观点和武老师的观点是不相矛盾的，而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是的，愤怒也好，伤心也罢，看到父母对我们的控制带来的消极影响足以让我们第一步迈出与父母关系进行破裂，去尝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个体。这种断裂，很多时候是要通过强烈的行动与矛盾来形成的，我们无法保持与他人和环境关系的“和合”状态来达到断裂，正如我和一位同学探讨的，要脱离她母亲的控制必须要在地理上跟他们隔离，在经济上能够独立自主的发展。

但是，断裂之后呢？我以为徐凯文老师的观点是与父母关系的终极目标是要通过自我的成长来让父母的内心也能得到成长，最终达到三人之间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视对方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依附于某种关系的“身”体。这个过程仿佛我们变成了心理咨询师，去打开父母在早期形成的“心结”（创伤）。这很难，但就像很多学院派的理想主义者呼吁的一样，我们要有理想对吧，毕竟，去憎恨一个人，去断裂一个关系，与重新构建一个亲密关系相比还是太简单了，而重新构建一个亲密关系才是成长的下一步。

本文啰嗦到这里也算是结束了，最后再回到题目谈谈吧。我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触是希望自己的自我能够更为广阔的伸展与成长，同时也希望自己的Heart的感性能够逐渐成长为Mind的理性。人们常说理性就是压抑，那和自我的伸展怎么匹配呢？在我看来理性确实很多时候表现为压抑，但这种压抑，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出发，压抑的是本我的冲动；而中国的文化很多时候是用超我，甚至是他人和权威的“超我”来压抑自我了。自我得到充分的成长，确实是临床心理学很重要的目标。

对了，欢迎与我借阅书籍与讨论，真的很喜欢这本书。

参考文献：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     读哈维的《叛逆的城市》时间估计也快一个学期了，中间6.16还跑到北师大听了一场他关于“资本的空间与时间”讲座，收益匪浅。虽然对于哈维的理论学界还有诸多争论，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学者而言，还是感觉学到了许多认识世界的新视角和新知识。

     总体而言，《叛逆的城市》一以贯之了哈维对于空间生产的观点，即城市作为人类生产生活最重要的场所，是资本主义在不断加速(speedup)的螺旋上升中产生的积累在空间上的表现，这种积累的过程可以认为是空间的生产（对应着商品的生产），这种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同时，与商品的生产一样，空间的生产也会存在价值链条中实现（realization）的问题，进而产生过剩的资本与过剩的空间（居高不下的房价与房屋闲置）；这时候就要对外寻求新的空间以将资本输出，获得在价值链中的利润实现，比如当下的“一带一路”。

     同时，生产出来的空间并不全都是公共的、共享的，而大多是隶属于某一阶级和人群的，正如世界财富的分配比例一样，空间的分配也愈发朝着少数占有更多优质空间方向倾斜，这就是所谓的城市权利的迷失。因此哈维在书中呼吁人们要进行城市革命，要占领空间；同时也要创造新的共享空间，以及新的对于共享资源的管理模式。

     上述是我本人对于哈维观点的一个粗浅理解。下面来谈谈对于其中一些内容的反思，先摘抄一段内容：

     “过去3年里，印度亿万富翁从26个增加到69个，而在过去的10年里，贫民窟的居住人数翻了一番。这些对城市的影响令人震惊，在城市中心那些长期闲置或无人问津的地区，豪华的空调公寓拔地而起，而被赶出来的贫困人口为获得一些可以接受的生存条件而挣扎。”

     无疑，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城市的富裕阶级人数增加，他们会对城市空间有更多要求，而贫困人群增加，标志着贫困的贫民窟空间也会在城市中进一步蔓延，似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贫富差距愈发增加”的结论；但是，《落脚城市》提示我们决不能止步于空间或者形态，而应该关注到里面居住的人——高档豪华的空调公寓被生产出来，贫民窟也在增加，暗示着城市总体人口在增加，那么，那些新晋空调公寓的主人他们原来是居住在贫民窟里的吗？还只是富人的后代？那些新晋的贫民窟居住者他们原来的家在哪里？他们以前的生活条件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发问的问题。

     所以，正如哈维在讲座中最后提到的，他在那里批判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无是处。在我看来，通过资本不断的积累、形成危机、创新突破危机的螺旋上升过程是实现经济发展，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而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的危机很可能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阵痛”达到最大值，痛需要忍，需要改革，改革就是一次次的创新。同时，也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的社会化属性将不断增加，因此每一次的改革和创新将增加生产的公共属性，空间的生产亦不例外，互联网低准入门槛的限制将促进这种公共属性的发展，也难怪这次社区课回来的大牛学姐们介绍当下先进的西方规划思想很多都强调共享、公共的理念，互联网的“众包”在其中会发挥重要作用。当然了，与商品的生产一样，空间的生产处在发展的什么阶段，是需要实践者去把控的，因地制宜，谋划好的生产模式。

     最后就是，这种不断加速的螺旋上升，究竟好不好，有没有脱离控制（outofcontrol）还是发展指数上升的规律，以及会不会有所谓的增长的极限，这是需要警惕的几个问题。

     从个人角度上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世界在加速发展，如果要维持自己竞争力也必须跟上世界的快脚步，但是很明显的这会丧失健康和幸福感。提到这点，或许对于一些竞争场景和竞争结果也能够释怀一些了吧。

参考文献：

 大卫·哈维(2012). 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 北京：商务印书馆

《城镇平面格局分析：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一书展现了康泽恩先生使用城市形态学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城镇平面格局的思路，总的来说是一本更偏向于方法论层面的书，但里面也蕴含了作者的很多思考。从技术方面来说，看上去只是简单的划分平面区域，但是研究的最小单元（在这里用的是地块——什么是地块？），以及选取的历史间隔都渗透了作者大量的思考。不过在这里不想对书本身做太多的评论，因为作者在书中创设了很多新的概念，又用的是外国的例子，所以整本书看下来（尤其是刚刚开始）有点晕乎乎的。在这里就谈谈这本书“之后”的一点想法。

在看书的过程中，包括上《城市形态学导论》这门课时，我都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通过形态学的手段将城市平面格局划分成不同的区域，and then？我总有一种感觉，划分平面区域，研究形态学发生现象，还只是一个开始。

其中一个发展方向便是宋峰老师在课上一直提到的“空间生成的逻辑”。书中在最后提到：“…我们的形态分析紧扣平面格局的生长，据此我们能够获得一种清晰的认识——城镇平面格局是如何在多元化过程作用下形成累积性的结果，其间受各种功能需求影响，也受个心态时期的洞中发展计划的影响。”这是显然的，因为城市形态就是不同“声音”在空间上诉求的一种集合表现。无论是对平面格局的破坏，还是维持，都是这种“声音”的表现。同时，这种“声音”在现代社会集中表现为规划设计，背后隐藏的动力来源于法律、资本、文化、时代潮流等等。我认为，“空间生成的逻辑”实际上是对城市形态学这个学科中最终要形成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近似的表现为空间形态生成的规律。有点类似于城市经济学中的地租曲线，以及城市社会学中的同心圆、扇形、多中心的社会空间划分。如果可以通过某种现代技术快速识别不同城镇平面格局的生长，不知道能不能从大量数据资料中总结出想要的规律，或者说“生成的逻辑”。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也是宋峰老师上课提到的，所谓的“人地关系”，即段义孚所谓的地方感是怎么生发出来的？更为确切的说，地方感在城镇平面格局的生长中是怎么伴随着生长起来的？是不是建构出来的？并且是否真的存在某种意义和价值呢？——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所谓的人地关系，或者在土地上的人人关系愈发成为一个重要的“声音”，影响着城市平面格局的形成。

还有一个想法：纵观历史长河，城镇平面格局大的变化实际上伴随着是某种或者多种领域的创新（革命），比如《卫生法案》的出现，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的兴起，工业革命对于大厂房和高密度住宅的需求，零售业革命中沃尔玛对于郊区购物中心的影响等等，因为这种创新力量足够大，足以撼动“时间特性”非常强的平面格局。展望未来，互联网、物联网，智慧城市的兴起，电子商务的兴起，会不会（应该是会的）对于城镇平面格局有什么大的影响呢？而在此过程中作为空间的操众者，规划师又能够做什么来促进这种格局的发展（减少创新和革命过程中的损失）呢？

这里其实还存在一个价值观判断上的问题：总览这本书我没有看到规划二字，不知道是当时写作时这个词还没有出现，还是翻译没有采用规划这个词。但值得思考的是，城镇平面格局（或者就是城市本身）确实像一个有机体一样是会生长的，不同主体在上面发声，寻求自己的利益。也许规划，既不能促进发展，也不能减少损失（或许产生损失还能做到），它只是一个协调当下利益的一种政策途径，或者就像陈彦光老师所言，只能制定规则，由城镇自下而上的演化。

书籍：

康泽恩（M.R.G.Conzen）(2011). 城镇平面格局分析：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宋峰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道格·桑德斯通过对世界大都市边缘带“贫民窟”的观察，描绘了世界范围内人类迁徙形成的落脚城市（ArrivalCity）发展规律、面临的问题，探讨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这本书正好是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实际上作者也是被简大婶的书所启发的），时间不必多说，空间指的是这本书描述的是大都市边缘城市地区的内部结构，而《死与生》更多的是大城市本身内部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在这里想谈四点想法。

      首先是价值观。作者将落脚城市看成乡村来的移民，或者国际迁徙的移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中产阶级的“管道”（Access），过上优雅舒适生活的跳板，尽管这样的落脚城市在城市形态上杂乱无章，基础设施往往配给不全，卫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更是自不用提，符合种种我们“城里人”对贫民窟的刻板印象——很遗憾，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时常怀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而自动的避免接触这样的人。但是生活在其中的移民大多怀揣着过上好日子的梦想，他们会努力工作，努力挣钱，然后精打细算，在必要的时候（往往是不动产）奉献出自己的财富。用更宏观的话语来说，他们无时不刻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也形成新的需求。更为基本的是，这样“贫民窟”的生活条件可能已经比很多乡村生活要好上许多——一个简单的理解，如果生活条件真的有我们感受的那么差，那么他们怎么还愿意呆在这里呢？并且即便城中村被拆了他们依然会卷土重来呢？（北京浙江村的例子）因此，首先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移民表示敬意，而绝不是排挤，因为他们的努力工作，扩大了城市经济这块饼，同时有必要时伸出我们提携的援手。

      其次要提到帮助落脚城市真正成为移民上升通道的方法之一——城市规划（规划多么重要！）。让我十分感慨的一点是，书中提到不少那些经过良好规划，甚至“完全按照”某某标准，某某流派的规划（无非是田园城市、疏解城市之类），严重阻碍了落脚城市的发展，即使这些城市拥有廉价的房租、开敞的绿地、充足的公共空间、安静的邻里等等。这样的规划往往不够“实事求是”，因为落脚城市需要的不是上述物质条件，他们需要的是足够的密度（不是容积率）、丰富的多样性（特别是商业服务业），以提供足够的交流机会、廉价的就业机会，除此之外还有到达都市中心区便捷的交通条件，简单的基础设施（上下水、电，路灯），教育和安全保障即可；但是在现实中，那些居住在优雅宜人城市中的规划师（我们），往往会把我们的需求强加在他们身上，试图以为他们也觉得足够多的绿地和楼间距，还有减少商业以保证社区的干净和安静是很重要的。后者做法可以保证在地图上，在鸟瞰图上，甚至简单的皮毛的街景这个社区足够漂亮，但是它明显缺乏活力，这点在《死与生》中简大婶也多次提到。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很多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还有那些杂化了的单位大院往往都提供了充足的中产阶级跳板的落脚城市，但是，目前的规划态度似乎对这些地方不甚友好。

      同时，两个问题从上述规划思路中引出：一是按照政府如何提供上述简单的基础设施等，更为直白的说，钱从哪来？二是这样“杂乱”的落脚城市如何摆脱“居民滤上，房屋滤下”的命运？

      第一个问题，一方面政府可以有远见，在落脚城市形成之前提供基础设施等，这样修补的资金缺口比较少，但是这样会导致地价上升，并且在收支平衡的压力下政府也会选择已经绅士化的地产而不是破败的落脚城市作为空间形态，这往往是过去我国“正统”城市扩张的思路；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可持续微循环的城市更新模式，这点在上一篇文章中有所提到，即多届政府利用广泛的资金支持多方参与，并且多次进行不同项目的修补。这里有个大前提，就是落脚城市的居民往往也有提高社区基础设施的动力，而这需要居民对其房屋（其实是土地）具有完全的所有权。

      第二问题，其实也是作为跳板的落脚城市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利用落脚城市“暴发”的中产阶级迁出，而一批又一批的乡村移民持续迁入，因此会造成落脚城市愈来愈差的表象，同时这也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非常典型的城市更新的问题。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大规模拆建一般不可取（不然只是空间中资本的生产），城市，尤其是大都市需要落脚城市；其次需要识别落脚城市的什么地方需要进行更新，有可能只是一个街区，甚至只是一座房屋，当然识别的原则标准是什么或许是永远需要讨论的命题；同时要意识到更新形成的绅士化的空间极有可能扩张落脚城市的空间范围，假如对于落脚城市的需求保持不变；最后就是多主体参与依然是必要的，而其中重要的主体是那些公共人物，还有那些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但是愿意留下的人——简大婶书中对于这些人留下来的原因没有过多提及，这本书在一个小角落提到了其中一个理由，即社群关系，他们可能由于舍不得邻里关系而留下（值得注意的是，落脚城市的邻里关系往往会基于地缘和血缘）。我觉得还有另一个理由：对地的情感。

      再次，是将落脚城市变成真正的上升通道的另一个方法——制度设计。其中有两项制度引人关注，其一是移民的身份需要被认可，其次是他们要对居住的房屋或者（以及）土地有完全的所有权。身份认可不只是呼吁宣传不要歧视，更是在制度上保证移民有拿到该国公民地位（绿卡）的通道。而房屋和土地的产权可以保证移民对他们居住的房屋（或者房主）有更新修复的动力。个人对产权的理解可能还不够深，值得继续讨论。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土地虽然一直宣称国家或者集体所有，但是农村的土地在改革开放以后基本等同于村民自己所有（宅基地部分），所以往往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中都可以激发大量的活力，比如北京的浙江村，深圳“已经严重影响城市发展”的城中村，包括现在矛盾依旧的小产权房。他们拆了又建，屹立不倒，反映的是乡村移民对于落脚城市的需求，所以即便未来城市更新中再拆，他们依然还会通过某种方式，在空间的某个地方再冒出来的，而那些完全堵死落脚城市发展的都市，可能会落得停滞的命运。

     时隔两年将之前未竟的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读完，又正值本学期社区空间规划与设计课程改革，以及中国城市规划正面临一个转变的交叉口（从刚刚颁布的“拆围墙”行政法案可以看出），这本书还是带给我不少的思考，这次就简要的谈其中的两点吧。

      首先是关于城市更新的议题。就我现在的所学和观察经验，我还是比较认可雅各布斯在书中提到的当时美国城市更新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她在其中的洞察和批判。不得不说，虽然那是在六十年代的美国，但是似乎是中国现在，甚至有可能是未来十多年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然而目前在中国城市更新的案例和实践中，大量的还是作者在书中所进行的批判的模式。书中一再强调，传统的城市规划中旧城改造和更新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力图绅士化的过程——“引入中产阶级”，但是这样往往只是简单的推到重来，一方面新建设的社区缺乏活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重新培养新的能够形成社区认同的居民（甚至有可能都无法形成），另一方面已经形成认同和归属的居民（他们往往会被认为是“中低收入者”“贫民”）又不得不被赶出社区，去到另一个更远的居住区中，而另一个居住区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比如配套不全、活力不足）形成又一个“中低收入者居住区”，下一个“贫民窟”，然后城市就在这不断的大规模推到重建中进行扩张。在中国，这样的情况更甚——由于技术手段的成熟，以及政府收支平衡的需要，被认定为“贫民区”，或者用国内术语叫做“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区”等地区被完全推倒的资金成本很高，因此重新规划的土地往往具有极高的容积率，这样进一步推高了城市中心区（或者说老城区）的拥堵以及各项基础设施的负荷压力，如果是具有历史文脉的街区（中国大多城市中心区都是）还会因此破坏城市格局、街道肌理，即所谓的历史城市景观（HUL）。

      在这种制度和城市更新的模式下，似乎激起了人性当中的种种罪恶，比如一直以来都被指责的政府“强拆”，以及围绕拆迁和补偿而兴起的各种制度设计还有居民的反应（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比拼和博弈），这其中政府有政府的苦衷，发展商有发展商的难点，原著居民更是叫苦不迭。并且，但就城市活力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更新模式无疑是将一个缺乏活力（或者只是看上去缺乏活力）的贫困社区变成了两个缺乏活力的社区，同时其中一个似乎也不能避免未来变成贫民区。这点是令人担忧的。

      因此，书中围绕此提出了应该以原住民为主，政府辅助的方式进行可持续、微循环的更新。这不禁让我想到吕斌老师做的南锣鼓巷更新方案，也是藉此我才更加明白吕斌老师的南锣鼓巷方案在国内规划的价值和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方案在国内少之又少，而目前来看在大兴土木的快速造成运动中是容不得“十年磨一剑”的微循环的城市更新的。在老家南宁，我也在目睹着这一系列为所谓的建设新城市让位的旗舰式城市更新项目，或者传统的以增加容积率为代价而没有考虑周围基础设施和环境承载力的更新模式。或许、可能这些更新后的区域由于区位条件优良而能够重新焕发活力，这里的活力可能大多指的是经济上的，但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句老话“不要在发展经济中迷失自己”。

      说实话，加上经济的因素我就开始在两种更新模式之间（传统的和可持续的）摇摆不定，因为传统的更新模式似乎在不停的、反复的证明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我也是相信所谓看不见的经济力量的。但我依然坚信着城市空间所构筑出来的市场与商品市场具有一定的差别，至少在时间上就有比较大的差别，即，城市空间市场中各主体的行为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表现出比较稳定的效果，还有就是，虽然西方经济学一直强调人“口嫌体正直”，所谓“观点是多样的，行为是一样的”的特点，但我依然坚信着心理价值，即人的感受的价值是难以衡量（或者说目前未被衡量）的，并且这种心理价值，即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这里引吕斌老师上课提到的一个观点（见图），观点简单明了，不用多言，但是注意到这里针对的是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经济学价值，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出来了：什么样的街区属于历史文化街区？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历史文化街区才需要（值得）我们采用可持续的微循环的更新模式吗？如果不是，那这个点要卡在哪里呢？雅各布斯的观点是，对于贫民区不管如何都应该从激发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出发（这点的方法书中没有过多提及，似乎在贫民区中出现那些认同感很高不愿意离开并且试图改变街区的人是一个偶然的过程），从增加街区的多样性、街区活力等角度来逐渐提高街区的价值，而不是直接推到重建。这个问题目前我不能给出答案，但无疑，这需要具体地块具体分析，最起码要做到的是心中知道还有更新的第二条（甚至更多条）路可以走。

    第二点则是关于城市问题研究和城市治理。雅各布斯在书中批评了当时美国的城市治理分属于各个不同的部门，这或许在小城镇还行得通，但是当城市面积扩大以后这些管理城市的官员们开始难以全面的了解城市，而规划委员会本作为协调各个部门关系的一个公共部门，更演变成不去协调，直接自己独立制定一个政策（根据一些传统的知识），这样的规划只能是脱离实际。书中指出应该通过划分行政区的方式，扁平化管理，行政区自主的负责区域内部可以解决的事情，城市尺度甚至更大区域尺度的管理部门负责那些跨区域的事项，而不是现在分包的垂直体系。以我目前所学我无法判断这样的治理体系是正确或者合适与否，但是明显的雅各布斯已经意识到城市问题的复杂性，这绝不是一个统一的指令就可以解决的，而需要让渡权利与智慧给人民。这让我想到了陈彦光老师一直强调的：“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规划不应该自上而下规定一些事情，而应该自上而下制定规则，自下而上的演化。”这也切合了作者提到的应该从点（每个事物）出发，逐渐过渡到整个城市，因为那些统计和平均数是没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简·雅各布斯（2006）.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刚看完《老炮儿》，感触不少，遂顺手记录一些：

先谈谈电影。整部电影的故事感觉都是“设计”过的，思路明晰，线索对应，感觉超棒（不知道在专业人士看来怎样）。冯小刚演的“六爷”既仗义，又迂腐，生活在自己认为的、且坚持的江湖中，凡事都要讲规矩、讲“理儿”，即便最后把命搭上，把媳妇把儿子搭上，都在所不辞——这或许就是真正的老炮儿，不多不少，刚刚好。

但是，这样的“老炮儿”注定要成为历史：电影不止一次的描述过时的老炮儿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甚至于，现代社会的种种都已经融入了老炮儿的生活，不知为何影响很深的一个镜头是结尾六爷刚出发时胡同叉的摄像头，也不知这是导演有意为之，还只是碰巧，但总感觉，老炮儿心中的江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还有，电影结尾，那个侍者弹球儿像六爷一样去呵斥路人问路的时候不懂“规矩”，不会叫人，但是李易峰同学把他赶进了酒吧，然后和蔼慈善的告诉了路人问路的结果。个人认为，这或许就代表着老炮儿的时代必将成为历史，而所谓的新社会将会成为主流。

但是，我们依然要怀念过去的老炮儿，怀念他们仗义、担当的精神，以及希望社会“向善”的信念，而特别是后者，显然是当下社会最为需要的。

最后再想谈谈自己。里面有一句话印象颇深：“你们做的这些图个什么？图钱？图女人？”李易峰同学答，“图乐”。自己要做什么，图什么，恐怕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附上两篇@李易峰 微博上的长微博，或许能够更好的理解这部电影。

一直以来，因为本研的缘故，一直想尝试着去理解列裴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特别是张敏老师那篇文献里面提到的“三元空间辩证”的观点。下午拜读了包亚明编著的《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和几篇文章，得到了一点启发，遂记录如下。

      首先，可能不应该一上来就急着去理解那“三元空间辩证法”，而第一步应该去关注“空间的生产”本身。注意到生产是个动词，这意味着这是一个过程。书中有段话，摘录如下：“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它们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因此，社会空间既是行为的领域，也是行为的基础。”

      引用率最高的一句话“不应该关注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应该关注空间的生产本身”含义也大致相同：不同的社会关系，会生产不同的空间，或者说，有自己对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一个不太准确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表述是，会有不同的空间诉求，而在生产出来的空间基础上，会继续发展，这就是社会关系，或者说社会空间的再生产。

      张敏老师所提出的“关系性社会空间”实际上是一种必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只要是社会关系发生的地方，都可以称得上是“关系性社会空间”。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认识到的，如此强调是因为网络购物实际上已经逃出了传统实体地理空间的范畴，而变成了一种纯社会关系的建立，即，“纯”社会空间的建立。为什么在社会空间之前的纯带有双引号，因为列裴伏尔所指的社会空间中，应该也包含的是物理的实体空间，比如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那么在网购中，就只剩下一些非实体物理空间了，比如交易空间，甚至在此基础上更加成熟和信任的“友情空间”等（瞎扯）。

      那么在我们要研究的社会化电商中，可能，或者说必然应该有其他社会空间的生产，以及此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比如与购物链接分享者、红人、搭配达人的“弱关系”，以及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形成的搭配社区，认识到的朋友等“强关系”等。当然，这部分直接的和社会化电商购物一般模式相关，这也是空间生产三元辩证中的“空间的实践”（spatialpractice），这是最好理解、最好描述的。同时，按照我们的思路，这样的空间的实践还有一个典型的“破碎化”的特征，这其实是现代性（见第二点）、信息化时代行为的特征了。

      其次，适当关注一下列裴伏尔提出“空间的生产”理论背景：那是一个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大行其道的时代。“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辑。控制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吉登斯认为理解现代性的关键之一是认识时间和空间的延伸和分离，现代社会不仅使时间与空间相分离，而且也使空间与场所相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缺场的东西所取代。”“在以前的文明中，没有人像我们现在这样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一个既碎片化同时又联合在一起的世界”

      之所以不停的引用，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语言苍白无力，写十句抵不上别人的一句。了解背景是有意义的，因为列裴伏尔提出来时法国的城镇化，（也许）就是中国当下的城镇化水平，同时，也不得不感慨那一代思想家们的远见。

      再次，终于可以讲到那“空间三元辩证法”了。上文第一点提到了空间的实践，剩下两元分别为“空间的表征（表现）（再现）”（representationsof space）和“表征（表象性）（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在这些翻译中，我觉得“空间的再现”和“表象性空间”最好，这也是包亚明书中的翻译。书中还对“空间的再现”解释得很好：“如果说空间是一种产物，那么，我们对空间的认识就是生产过程的复制和展示。……他区分了空间的实践（我们的知觉）、空间的再现（我们的概念）以及表象性空间（生活空间）。”一句“我们的概念”即把“空间的再现”解释出来。我的理解是，“空间的再现”就是我们认识到的空间的特征，如果用心理学名词来套，不知道“认知图式”准不准确。列裴伏尔作展现的“空间的再现”，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是一种概念化的空间，是一种概念和特征更为明晰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它以理想的形式存在，符号化明显（是不是想起了张敏文章中的符号特征？）。

      要我说，“空间的再现”大概就对应与我们希望研究的女性使用社会化电商进行网购的特征——这其实是消费者有意无意的再现了自己在“空间中的实践”（利用社会化电商进行网购），并将其概念化、特征化，形成了头脑中“空间的再现”。

      还有一个，“表象性空间”。需要承认的是这是三元理论中最难懂的一环。在读一篇哲学文章（还是北大马院博士写的呢）时，一开始有点感觉这“三个空间”好像马克思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哦好像是黑格尔的），继续看，果然如此。不过列裴伏尔这不是这个逻辑套路，而是什么“三位一体”“他者”……总之，看不懂！放几张截图如下：

​

      可能未来会理解的语句有：“表象性（再现的）空间”是一种生活空间，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空间”；再现的空间是由意象和象征组成的符号系统，存于生活中和艺术形式中，主体不会主动去探求，因而是消极体验到的空间，与空间实践的物质空间叠合。

      同时，需要留心的是，再现的空间在后现代、信息化的时代下会和空间的实践相矛盾，因而产生一种抵抗的情绪，以及渐进的改进和革命性的变革，张敏老师的文章中也有所述。

    最后，洋洋洒洒写了那么多，在进行下一步之前还要强调一点，也是提醒自己注意的：无论理论多复杂（要多复杂有多复杂！）最后落在的实例、总结出来的特征，应该是要易懂的。即便这个实例和理论模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阐述不清（或者被认为阐述不清），但至少归纳也好，演绎也好，出来的特征应该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参考张敏老师的文章）。

参考文献：

    包亚明(2003).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

//www.yunshow.com/htmlys/infohong/2011/0104/goods_book_966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