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站在历史的角度体察和理解—《台湾历史纲要》

这是一本历史的选编著作,本没有特别想谈的内容或者感想,只是想借此机会顺便总结一下在“台湾文学”这门课上老师教授给我的认识一群人的技巧,即:不仅仅在当下要换位思考,更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体察和理解——对于台湾,简言之,就是要考虑到对岸人民五十年的殖民历史,以及长达三十五年的隔阂(开放探亲前),这样的经验不对等必然造成两岸人民的互不理解以及冲突;而如果我们看到了这段历史,我们或许会坦然很多,也宽容很多。以下将简要总结这段一百年的经验不对等历史所产生的两个群体之间的两大偏差。

日据时期历史:这里不得不感慨同化政策和教育之于一个民族影响之远大。我们固然可以责备当时的日本,翻出千千万万的不平衡的史实来证明殖民者对于被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在这样的压迫下当地人民仍然奋起反抗,希望民族自决,但是人是喜欢回忆美好的事物的,也是易于对比和不理解的。于是这样的同化或者“皇民化”的过程产生了不少的亲日派,甚至是喜日派。尽管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里面深刻的揭示出这些人的双重矛盾,但是在对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因为对大陆的长期隔阂与不了解而由希望到深深的失望后,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以及在国民党没有很好的引导和解决这样的殖民同化的影响后,这样的人还是在当今社会中有说话的声音,有应和的人群。所以,在看到这样的似乎毫无道理的“言论”时,想想这段历史,便可以理解这些人对殖民者产生了“认同感”,那么美化殖民历史也就在所难免了。

国民党执政后与大陆隔阂以及在外交上失败的历史:抗战胜利后,不到三年国民党就退守台湾,并立即切断了和大陆的任何联系以防共产党渗透入台。虽则国民党是带着“反攻大陆”的愿望退至台湾的,但是短短的三年不足以使得大陆和台湾再次充分了解和认识,也就导致了戒严时期虽教育中贯穿着对全中国的教育,但是长期的隔阂难免产生“井底之蛙”之感——正如我们即便学习了西方文化、历史、地理,将他们全貌认识得通透,但我们不会产生“我是西方人”这样的论断。台湾人长期与大陆隔绝,必然导致自身“民族性”的提升,产生民族自决和独立之言论也自然而然了。同时,蒋经国在台湾外交失败,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被剥夺后,也开始“革新保台”,开始强调本土性,强调台湾自身的独特属性,这其实是与大陆越走越远罢!但台湾在国际上失去地位,这样的做法却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地位不予承认,那么只好退求“台湾”这个地位了。所以面对所谓的“台独”,不能简单的辱骂其愚蠢无知,拿出种种历史跟其讲道理,这是民族认同感的问题:隔阂那么久,天地只局限在这个小岛内,对岸的大陆只是在课本上(甚至现在的课本都没有了)了解而已,没有交流也就没有认同继续发展的可能。或许这还可以从香港来理解,试看那已经“回归祖国”已久的香港,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在再次提问下才会扭捏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原来还是中国人。(以上事实没有考证,纯粹主观认为了)

但我相信,就像这本编著的历史书的最后内容一样,在不断的交流融合下,在中国各地区人民逐渐互相认同下,不仅是弹丸香港,还是宝岛台湾,都能爽快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以为,这样的认同胜于政治上的回归。而这,得我们埋头继续发展,因为优越(不是优秀)的人民,是不会认一个落后的弟兄的。

10 与乡土的不解之缘—费孝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

看完书很久了,方迟迟动笔写下这篇读后感。一直想腾出一大块的时间认认真真的写下对于这两本书的感受,却受困于各种身不由己之事。在此也许下诺言,以后对于这两本著作应继续研读,思考其中的要义。

不如倒着来,先讲讲《江村经济》。私以为这篇文章真正的重点不在于那江村的种种现象和数字,毕竟距现在已经快80年。而真正重要的是其中研究问题的方法、态度以及目的:方法自不用说,《江村经济》究竟开启了用西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一个具有一定文明的社会,这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同时,在附录中也提到,这样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将继续应用于城市社会的微观研究,我想这对于我的专业知识的了解与丰富也是颇为重要的;其次,费先生调查的目的是企图了解中国农村的全貌——通过以小推大的方式,同时,他试图利用这样的调查从微观层面解释一项政策,一个技术,为什么难以落实或者推广,最重要的是,为什么难以给当地人民带来真正的效益,我想这样的调查目的在当今研究日趋重视复杂,重视系统中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背景下更值得注意的,当下的政策制定者更加需要这样的科学研究精神,方能正确指导实践。这也给地理研究者一个相当重要的指导思想:宏观的理论知识毕竟是抽象而无法实事求是的,这样的理论必须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从微观层面,利用经验加以结合方能真正指导实践。

至于《乡土中国》,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乡土”二字了。我没有太华丽的赞美之词,但是这本书对我的直接感受是:它给了中国乡村以“正名”。不知道是被舆论的侵蚀还是被教育所教化,但是当代的中国青年,尤其是城市青年,很多应该不会对乡村有好感。他们,或者说我们,学习着西方文明的知识,享受着西方文明给我们带来的舒适,却忘了根,忘了本。忘了自己的根就算了,还对这些根大为厌恶,似乎想赶尽杀绝,直接铲除了最好。而费先生,想必是真的科学家,真的爱国者:他用自身的经历体验,和学习到的知识,来对我们的根以“解释”,以“合理化”。万物存在皆有其因,何况是绵延了几千年不倒的中国,它的根,必然是顽强的,必然是合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逻辑的。这个根,就是乡土:我们和乡土有不解之缘。诚然,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这样的乡土有其落后性(主要指其对于发展的阻碍的落后性),但是我们必须要放在彼时彼地的环境中来理解这个乡土,这样理解它们的阻碍,以及制定政策,也大有裨益。如此这般,我们不再戚戚切切的一味追求发展,而对所谓的阻挡力量一味的否定,甚至动用行政暴力来试图根除。

这是我们的根啊!没有它,将没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未来!所以,请试着理解它,并在创新中有机的保护它吧!

09 批判对待勒·柯布西耶—读《明日之城市》

勒·柯布西耶之《明日之城市》听说已久,直到现在才得以拜读。标题的取拟,其实是给自己看的,因为一个广泛涉猎的城市规划者,必然对柯布的思想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

既然是批判,那么一定有好的吸取,不好的或者过时的加以淘汰,在这里我想着重强调一下其中仍经世致用的观点及看法,同时对接触规划一年来各种书籍包括老师反对的观点放在历史条件下去考虑。

柯布整本书贯穿的是对于纯粹几何学的大力追捧,对于简单秩序的热情应用,以及理想化的完美城市(“现代城市”),但除此之外,其中还有很多的观点至今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首先,柯布在谈到人的休憩的时候讲到一个关键概念,“人性尺度”,这是与宽敞辽阔空间相比较的概念,同时也是个暗含着心理学的概念——因为人在面对宽敞辽阔空间(置于此)时会产生“沮丧”的感觉,或许有个心理学名词能较好表现:“广场恐惧症”,因此适当的紧缩城市景观,建筑适合人性化尺度的建筑就具有了它们的意义。这对于中国当下来说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文化习惯于把上级领导“神圣化”,尤其是政府机关,因此各地的政府要么是大楼有多级台阶,要么是门前有大广场,殊不知所谓“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关,是最该具备人性化尺度之地。

其次,柯布在书中率先强调了植物在城市中的重要性,而在这之前,城市植物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经常被遗弃;同时还在规划中提到了保护区的概念,在城市外周必须要有绿地作为城市发展的预留地、绿肺等等功能。

最后,柯布花了很大笔墨强调了交通之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交通拥堵也是柯布完成本书的一大动因,因为他认为,合理的交通布局(城市规划)可以解决交通问题。他点明了交通拥堵的几个原因,其一是交通方式的改变,从传统的外围到中心,变成由火车站产生的由中心直接扩散到外围;其二是花园新城与传统城市的联系,每天潮汐式的上下班必然导致拥堵。因此对于交通也应该从传统的布局改变为由城市中央向外扩散,同时加以多条交通干线的形式。所以从各种角度来看,城市中央的建筑密度应该最高,交通枢纽作用最强,交通最便捷和宽敞——这些原则被现在大多数城市采纳。当然这带来的是内城改造的巨大问题了。

除了上述三点,柯布在书中还有很多创新性的思想或原则至今仍相当重要,如城市的摩天大楼,或者现在传统称的CBD不应建在城市的外围,这样做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又如他关于直线道路和曲线道路的考量,直线道路交通流量快,景观单一,而曲线道路交通缓慢,景观丰富,这简单的总结便非常好的指导了规划;再如他关于城市高空轮廓线的探讨颇具创新,就像某位建筑师所说,我们要的是和谐的乐章,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噪音。

文章的最后,谈谈对于柯布传统批判的一些思考,这点也是从译本的译后记中有感而发:柯布之所以强调机械美学,这与当时人类社会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有关。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知识难免会使当时的人们用极大的热情去追求技术,和技术所带来的管控和简单的秩序。但我想柯布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学习,至少他的落脚点永远是城市和城市中的人的感受,尽管提出的观点由于时代所限难免有些不“实事求是”和过于理想主义化,但这样的原则是当今的城市规划者,乃至未来的城市规划者,都需要认同和切身实践的。

参考文献:

[1][法]勒·柯布西耶,李浩译. 明日之城市[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08 一个学者的责任和担当—读齐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是第一本认真阅读的繁体竖排小说,也初步感受到了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的一点点差别,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根都还是大陆的,所以从理解上也不存在太大的困难。

《巨流河》虽被称为一部小说,但我个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部自传:作者全书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和事,而她作为国民政府重要成员齐世英的女儿,其身世和经历可以代表着当时国民党高层领导的一些经历,也让我从这个角度和视角了解关于国民党和台湾发展的种种。

但我今天主要不谈这点,主要想谈的是齐邦媛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和担当。

作为一个学者,能做的可能不外乎两件事情吧!其一是对于学问的终身追求,其二是利用自己的学问尽自己所能造福于大众,而作者自己除了学者外还有另一重身份,作为丈夫的妻子。但是她把这两个角色都做到了尽善尽美:作为学者,不仅在大学期间,甚至是到了台湾一心渴求的是一个能安静读书的地方,认真研究学问;在赶上末班车出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则更是一心向学,挑最难的最冷门的课程修习,最后的成绩也证明了她的认真。至于工作,则更是充满了学者的担当:作为老师时她尽心尽力,每届的课程都重新备课,“书单没有一次是重复的”;更能体现的是她在国立编辑馆时的担当,置当时国民党“戒严”时的“政治正确”这个尚方宝剑于一边,专心编写一部真正充满文学色彩和风趣的国文书,而不是编出一本,用大陆的话说,“又红又专”却没有任何文学价值的书籍。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担当。

而作为妻子,齐邦媛的尽心尽力更不在话下,她可以为了丈夫而放弃台中一所大学自己成立的英文系,可以为他一直放弃出国进修的机会……作为一个妻子,她选择的是为丈夫奉献,从这点上她是伟大而无私的。

以上两个身份,尤其是关于学者的描述,让我第一次正面而细致的接触一个学者,也为之责任和担当而感动。

最后谈一谈齐邦媛书中的一些对于共产党的评价。她对于共产党无疑是持否定态度的,从抗日成功前后激进的政治狂潮,到文革,这段历史她无一不有否定的主观评论。但我想,这是一本文学著作,其中一些观点务必要谨慎而小心的对待,因为它必然的不够客观而充满的主观。在《城记》中,我看到的是梁思成因对共产党的第一印象太好而留在了大陆,为一个似乎很美好,但却很骨感的城市规划奉献出自己的后半生,但他最后,都对共产党无怨无悔。

所以关于政治的思考和言论,其实对于任何方面都是这样,都必须广博的搜集材料,才能做到言而确凿,而不是泛泛的空洞的做些假设和发表一些不恰当的言论了。

07 一座城市的辛酸泪—读王军《城记》

读罢《城记》,久久不能平静:城市规划知识学得越多,越发对书中简单的史实叙述感到愤懑不已,竟多次随书中人(或梁思成,或陈占祥)为北京而悲恸,以致不得不暂时放下书平复心中之痛——但是,当时的梁思成们呢!他们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万分喜爱为之呼号已久的牌楼、城墙、城门、四合院在一次次盲目的指示、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乃至人身攻击下,在万千“愚公”万千“热血”青年大众的“努力”下,化为乌有,从此再也无地去享受泱泱五千年文化大国一幅简单的如“夕阳·牌楼”的美景,他们,应该更伤,也更痛罢!

时间,或许真的可以抹平伤痛,当那一代人渐渐老去,属于他们的伤痛似乎也渐渐不再被提及,即使提及,也仅在短短的时间内淹没于万千当下中(说不定我自己过一晚上明天就非常容易的陷入现实的匆忙)。但是啊,他们和那座城市在当时留下的辛酸泪,将永远无法在历史中抹去吧!我想,只要任何一位知史明史的文化人,每每看到这段历史,都将会永远的敬重梁思成们,也将永远为这段历史而心痛不已。

感性不足以让我们勤奋思考,思考的深度,还得归功于理性。下面提几点个人在读后的一些思考:

首先,一座城市的建设必须要有合理的城市规划的指导。北京刚刚解放,中国刚刚成立之时,百废待兴,各种各样的部委机关都得用地建设,结果诸位领导“等不起”争论,就希望快马加鞭的建设新中国,于是不给“梁陈方案”充分讨论的机会,也不给任何方案充分修订讨论的机会,最后有了一个“闭门造车”的丙方案[1,112],企图快速解决城市中没有规划指导的乱建格局。是的没错,城市建设需要一个城市规划,但是更重要的是合理的城市规划以及决策者尊重规划的意识。于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出现了城市建设不管规划,“房子去了哪里”[1,122]的困局,最终的结果是规划的地方没有建房,没有规划的地方遍地开花的同样混乱场面。说明一个合理现实的规划,以及一个尊重规划的意识和一个规划法律执行,这三点重要性。

其次,期待中国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不能再是“领导说了算,闹到中央再说”。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是不尊重科学和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而是外行领导说了算;决定有天大的错误都不改,直到闹到中央,中央领导说话了才罢休。当时是这样,现在也没有改善:除了上述那点提到的不尊重提出的规划方案而领导们闭门造车造出个“丙方案”外,书中还提到,当决定城墙和城门的存续时,梁思成们坚决反对,文化局的专家领导们也坚决反对,甚至请来的苏联专家也极力反对,但是城墙和城门就这样在所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拆除了,只因为“最高决定要拆”,全然不顾社会上和学术界的巨大分歧[1,253],这就是典型的领导说了算的例子。但是当拆城墙拆城楼大张旗鼓的进行时,周恩来在视察的时候表示把前门(正阳门)及其箭楼保留下来的时候,这两个门又硬生生的保留下来了,交通要到都得绕着走[1,298]。虽说这是幸事,但是从另外角度看,这又再次体现中国政府“领导说了算”的极度不科学的作风:为什么周总理一句话可以把这两个门留下?为什么众多学者无数的反驳都无法留下其他的古建筑?而为什么又是正阳门不是其他门或城墙?为什么正阳门留下了其他门不可以留下?这样的不严谨只能导致政策上的不科学、不连续和唯领导意志转移了。

即便在当下,这样的情况也不少:对于重化工企业,领导说上马建设,就建设,当地群众反对、舆论报道都没用,只有当捅到中央,中央表示暂停生产做环境监测时“下面的人”才唯唯诺诺停工、检查,然后发现问题了撤职、处分……其实,如果这些项目当初能广泛征集群众和学者意见,开工前仔细研讨,那么就不会有这样大的纷争,即便有,甚至即便捅到中央,中央也没有任何的理由或者权利阻止一个投资上百亿的项目停产,因为它是严格符合法律途径进行研讨论证后再落地的。这还是回到最根本的政府治理方式上来:我们现在究竟还是“人治”,而只有“法治”,这个社会才能稳定向前发展。

再次,关于“大屋顶”的一些思索。一个好的建筑师,必然要对自己所处地区的民族特有建筑文化进行思考,并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自成一体,创新同时也延续当地的建筑文化。梁思成有言:今日中国之建筑……势必有一种最满意的方式,一方面可以保持中国固有之建筑美而同时又可以适当与现代生活环境者。”他也对此目标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实践[1,134]。尽管“大屋顶”的实践最后被认为是一种浪费和奢侈,最后甚至上纲上线的将他打为“资本主义”(当然这不只是他自己的原因,梁思成本人对于“民族特色”是很谨慎的),但是这样的尝试不失为一种为中国创造新建筑有利的尝试。且看当今中国各地高楼拔地而起,又是玻璃幕墙又是聘请洋专家随意设计发挥“现代主义”的色彩,殊不知当今中国到处的城市都太类似,城市名只具有标签的意义而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最严重的不是我们自己内部没有了特色,而是我们和国外的城市之间没有了特色,从北京东城区CBD到上海浦东新区到香港中环,似乎所有的建筑都一样,甚至,北京还没有香港那么干净和整洁。所以我喜欢西安,西安有自己完整的古城,有城墙,内城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也都戴上了“帽子”,或者这里说的“大屋顶”。所以作为泱泱文化大国的中国,在疯狂追求四十年的“现代化”之后,在四十年来把自己文化贬得一文不值而尽心尽力把国外的知识搬进来之后,至少在建筑上必须要创新自己的中国建筑。她势必不是戴帽子改个屋顶那么简单,也势必不会摈弃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现代化,但她也势必是中国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从哪里来?这肯定得从以前老祖宗的文化来,从那些摇摇欲坠的古建筑来。梁思成对此抱有信心。

最后,是关于梁思成的思索。这里主要想强调的是对于梁思成究竟也应该批判对待他——诚然这是对于每一位学者每一个知识都必须有的态度,而他作为一个“激进的”“非主流”的学者,其理论和观点也势必有太感性和带有理想色彩的部分,这些都是需要谨慎对待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现在好些了吗?)这样的“非主流”轻而易举的被扣上反动的帽子,任何事情都要上纲上线,变成意识形态的抨击,而不是仅仅在学术层面讨论,这是在逼迫每一位试图做贡献的学者进入昏天暗地的政治,也在逼迫他们把自己的理论观点感性化甚至出现异化了。这点不再多说。

过去的已经过去,但过去的不等于忘记,这座城市的辛酸泪,这些伟人们的辛酸泪,将被永远铭记,以及,激励着当代的行动者们继续奋斗。

参考文献: 

[1] 王军, 《城记》[M],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

06 社群政治,在中国能实现吗—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

丹尼尔所著《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和赫尔曼《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均在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视角下来思考未来国家的两大基础,政治和经济,该如何展开来适应这样一个“满的世界”的持续前进,二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丹尼尔在书中有两个观点引起了我的思考,其一是他所谓美国也是完全的精英政治,“只是长期的宣传让我们觉得民主”,政府和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勾结,制定的政策符合企业的要求而置社会环境于不顾,所以所谓的民主只是在不同的对环境均有损害的政策中进行选择罢了,这也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表现。这给了我一个警示:在对一个问题明确答案之前应该谨慎小心,不能被惯有的众人思维所引导,因为这有可能就是误导,所以美国是否真的民主,这句话应该从肯定句变成疑问句,还期待以后的阅读学习甚至实践来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二是作者对上述现象的一个解决方案,即用“生态社群”的办法。因为一个地区本地的生态社群是了解当地的情况的,因此它会做出有益于本地区各个方面的政策决定,而不是“不增长就死亡”的唯一定则。这个办法要求发动基层民主,权利下放,来使本地区的人民真正对自己负责。

这让我很自然的想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当时候的中国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工厂厂长不敢管职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还有各种农业手工业的合作社——有趣的是书中也提到了各类合作社,认为合作社是社群的一个典型代表——也反映了当时人民形成组织,互帮互助,确确实实公有制节约了很多东西,当然自然也带来了效率底下等等问题。尽管书中一再强调这只是一个政治研究,并且也举出了瑞士的例子反映的是共同所有、共同决议并不会带来效率底下,作为中国人的我还是会自然而然的将他们联系到一起。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动惯了的中国人、接受金钱至上已久的中国人是否还有能力对自己进行决策和负责,这样的政治自觉和敏感是否还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如果不是,那么只有少数人愿意参与社群的讨论这样的社群是否会演变成精英们所害怕的“愚民”。

所以社群政治之于中国还有很多的问题值得研究与讨论,但是显然的是,我们需要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式,并且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定能成为现实。

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05 尊重复杂—读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

《国家的视角》一书实际上我看了两次才将其看完,并且离看完业已一周的时间,便不再去大张旗鼓的叙述书中的内容了。

总的来说,这本书又是在讲述一本复杂性的书籍,纵观一年,涉及或者同样在讲复杂性的书也有不少,如赫尔曼·戴利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讨论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没有将经济系统置于复杂的生态系统下进行考量,因此长期以来只追求一些数据的增长而忽略了现在所谓的“外部性”,这是在叙述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复杂性;又如蕾切尔的《寂静的春天》,叙述的是人类未考虑生态系统的复杂程度而为了单一使某对人类损害的生物进行削减但最后收效甚微甚至引发了更多的后果,《封闭的循环》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更加提出了生态系统的第一原则:万物是相互作用的。同时,也有不少试图了解系统复杂性并应用复杂性的例子,如《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北京案例》就用其中的技术试图完整的描述一个区域的生态系统,以指导规划,或如《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阐释了社区服务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效果,因此指望从发动社区运动来达到保护社区的目的。而这本《国家的视角》则是站在了国家的角度,列举了一系列“想法很美好,效果很差劲”的极端现代主义的例子,所谓极端现代主义,就是不顾研究系统的复杂和联系交织,而只关注简单的因果,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强调秩序与便利。这一系列的想法加上了国家的强制执行性而凸显了结果的悲剧性,也更让人反思。

这让我想到了上周的讲座,美国学者谢宇道出了他认为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整体化的,相对的规律,这样的规律对个体极有可能失效,同时也极有可能只对当下有效,这就是关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其实自然科学发展到现在,也有很多诡异的复杂性冒了出来,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到现在的系统论,“不确定”愈发凸显。现在的我还不知道这后面究竟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但它至少提醒我们,采取任何的行为一定要尊重复杂,不能采用简单的因果,简要的控制和秩序来解决问题。

这又引发了另外的思考,关于方法论层面上的思考,对于这些复杂,我们究竟如何去了解——当然最关键的不是了解,而是应用这些复杂性来造福人类,这将是永恒的思考命题。

但不管怎样,尊重复杂,融入这复杂的联系中,永远是首要而正确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