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rch 2016

《城镇平面格局分析：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一书展现了康泽恩先生使用城市形态学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城镇平面格局的思路，总的来说是一本更偏向于方法论层面的书，但里面也蕴含了作者的很多思考。从技术方面来说，看上去只是简单的划分平面区域，但是研究的最小单元（在这里用的是地块——什么是地块？），以及选取的历史间隔都渗透了作者大量的思考。不过在这里不想对书本身做太多的评论，因为作者在书中创设了很多新的概念，又用的是外国的例子，所以整本书看下来（尤其是刚刚开始）有点晕乎乎的。在这里就谈谈这本书“之后”的一点想法。

在看书的过程中，包括上《城市形态学导论》这门课时，我都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通过形态学的手段将城市平面格局划分成不同的区域，and then？我总有一种感觉，划分平面区域，研究形态学发生现象，还只是一个开始。

其中一个发展方向便是宋峰老师在课上一直提到的“空间生成的逻辑”。书中在最后提到：“…我们的形态分析紧扣平面格局的生长，据此我们能够获得一种清晰的认识——城镇平面格局是如何在多元化过程作用下形成累积性的结果，其间受各种功能需求影响，也受个心态时期的洞中发展计划的影响。”这是显然的，因为城市形态就是不同“声音”在空间上诉求的一种集合表现。无论是对平面格局的破坏，还是维持，都是这种“声音”的表现。同时，这种“声音”在现代社会集中表现为规划设计，背后隐藏的动力来源于法律、资本、文化、时代潮流等等。我认为，“空间生成的逻辑”实际上是对城市形态学这个学科中最终要形成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近似的表现为空间形态生成的规律。有点类似于城市经济学中的地租曲线，以及城市社会学中的同心圆、扇形、多中心的社会空间划分。如果可以通过某种现代技术快速识别不同城镇平面格局的生长，不知道能不能从大量数据资料中总结出想要的规律，或者说“生成的逻辑”。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也是宋峰老师上课提到的，所谓的“人地关系”，即段义孚所谓的地方感是怎么生发出来的？更为确切的说，地方感在城镇平面格局的生长中是怎么伴随着生长起来的？是不是建构出来的？并且是否真的存在某种意义和价值呢？——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所谓的人地关系，或者在土地上的人人关系愈发成为一个重要的“声音”，影响着城市平面格局的形成。

还有一个想法：纵观历史长河，城镇平面格局大的变化实际上伴随着是某种或者多种领域的创新（革命），比如《卫生法案》的出现，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的兴起，工业革命对于大厂房和高密度住宅的需求，零售业革命中沃尔玛对于郊区购物中心的影响等等，因为这种创新力量足够大，足以撼动“时间特性”非常强的平面格局。展望未来，互联网、物联网，智慧城市的兴起，电子商务的兴起，会不会（应该是会的）对于城镇平面格局有什么大的影响呢？而在此过程中作为空间的操众者，规划师又能够做什么来促进这种格局的发展（减少创新和革命过程中的损失）呢？

这里其实还存在一个价值观判断上的问题：总览这本书我没有看到规划二字，不知道是当时写作时这个词还没有出现，还是翻译没有采用规划这个词。但值得思考的是，城镇平面格局（或者就是城市本身）确实像一个有机体一样是会生长的，不同主体在上面发声，寻求自己的利益。也许规划，既不能促进发展，也不能减少损失（或许产生损失还能做到），它只是一个协调当下利益的一种政策途径，或者就像陈彦光老师所言，只能制定规则，由城镇自下而上的演化。

书籍：

康泽恩（M.R.G.Conzen）(2011). 城镇平面格局分析：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宋峰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道格·桑德斯通过对世界大都市边缘带“贫民窟”的观察，描绘了世界范围内人类迁徙形成的落脚城市（ArrivalCity）发展规律、面临的问题，探讨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这本书正好是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实际上作者也是被简大婶的书所启发的），时间不必多说，空间指的是这本书描述的是大都市边缘城市地区的内部结构，而《死与生》更多的是大城市本身内部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在这里想谈四点想法。

      首先是价值观。作者将落脚城市看成乡村来的移民，或者国际迁徙的移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中产阶级的“管道”（Access），过上优雅舒适生活的跳板，尽管这样的落脚城市在城市形态上杂乱无章，基础设施往往配给不全，卫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更是自不用提，符合种种我们“城里人”对贫民窟的刻板印象——很遗憾，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时常怀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而自动的避免接触这样的人。但是生活在其中的移民大多怀揣着过上好日子的梦想，他们会努力工作，努力挣钱，然后精打细算，在必要的时候（往往是不动产）奉献出自己的财富。用更宏观的话语来说，他们无时不刻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也形成新的需求。更为基本的是，这样“贫民窟”的生活条件可能已经比很多乡村生活要好上许多——一个简单的理解，如果生活条件真的有我们感受的那么差，那么他们怎么还愿意呆在这里呢？并且即便城中村被拆了他们依然会卷土重来呢？（北京浙江村的例子）因此，首先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移民表示敬意，而绝不是排挤，因为他们的努力工作，扩大了城市经济这块饼，同时有必要时伸出我们提携的援手。

      其次要提到帮助落脚城市真正成为移民上升通道的方法之一——城市规划（规划多么重要！）。让我十分感慨的一点是，书中提到不少那些经过良好规划，甚至“完全按照”某某标准，某某流派的规划（无非是田园城市、疏解城市之类），严重阻碍了落脚城市的发展，即使这些城市拥有廉价的房租、开敞的绿地、充足的公共空间、安静的邻里等等。这样的规划往往不够“实事求是”，因为落脚城市需要的不是上述物质条件，他们需要的是足够的密度（不是容积率）、丰富的多样性（特别是商业服务业），以提供足够的交流机会、廉价的就业机会，除此之外还有到达都市中心区便捷的交通条件，简单的基础设施（上下水、电，路灯），教育和安全保障即可；但是在现实中，那些居住在优雅宜人城市中的规划师（我们），往往会把我们的需求强加在他们身上，试图以为他们也觉得足够多的绿地和楼间距，还有减少商业以保证社区的干净和安静是很重要的。后者做法可以保证在地图上，在鸟瞰图上，甚至简单的皮毛的街景这个社区足够漂亮，但是它明显缺乏活力，这点在《死与生》中简大婶也多次提到。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很多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还有那些杂化了的单位大院往往都提供了充足的中产阶级跳板的落脚城市，但是，目前的规划态度似乎对这些地方不甚友好。

      同时，两个问题从上述规划思路中引出：一是按照政府如何提供上述简单的基础设施等，更为直白的说，钱从哪来？二是这样“杂乱”的落脚城市如何摆脱“居民滤上，房屋滤下”的命运？

      第一个问题，一方面政府可以有远见，在落脚城市形成之前提供基础设施等，这样修补的资金缺口比较少，但是这样会导致地价上升，并且在收支平衡的压力下政府也会选择已经绅士化的地产而不是破败的落脚城市作为空间形态，这往往是过去我国“正统”城市扩张的思路；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可持续微循环的城市更新模式，这点在上一篇文章中有所提到，即多届政府利用广泛的资金支持多方参与，并且多次进行不同项目的修补。这里有个大前提，就是落脚城市的居民往往也有提高社区基础设施的动力，而这需要居民对其房屋（其实是土地）具有完全的所有权。

      第二问题，其实也是作为跳板的落脚城市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利用落脚城市“暴发”的中产阶级迁出，而一批又一批的乡村移民持续迁入，因此会造成落脚城市愈来愈差的表象，同时这也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非常典型的城市更新的问题。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大规模拆建一般不可取（不然只是空间中资本的生产），城市，尤其是大都市需要落脚城市；其次需要识别落脚城市的什么地方需要进行更新，有可能只是一个街区，甚至只是一座房屋，当然识别的原则标准是什么或许是永远需要讨论的命题；同时要意识到更新形成的绅士化的空间极有可能扩张落脚城市的空间范围，假如对于落脚城市的需求保持不变；最后就是多主体参与依然是必要的，而其中重要的主体是那些公共人物，还有那些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但是愿意留下的人——简大婶书中对于这些人留下来的原因没有过多提及，这本书在一个小角落提到了其中一个理由，即社群关系，他们可能由于舍不得邻里关系而留下（值得注意的是，落脚城市的邻里关系往往会基于地缘和血缘）。我觉得还有另一个理由：对地的情感。

      再次，是将落脚城市变成真正的上升通道的另一个方法——制度设计。其中有两项制度引人关注，其一是移民的身份需要被认可，其次是他们要对居住的房屋或者（以及）土地有完全的所有权。身份认可不只是呼吁宣传不要歧视，更是在制度上保证移民有拿到该国公民地位（绿卡）的通道。而房屋和土地的产权可以保证移民对他们居住的房屋（或者房主）有更新修复的动力。个人对产权的理解可能还不够深，值得继续讨论。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土地虽然一直宣称国家或者集体所有，但是农村的土地在改革开放以后基本等同于村民自己所有（宅基地部分），所以往往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中都可以激发大量的活力，比如北京的浙江村，深圳“已经严重影响城市发展”的城中村，包括现在矛盾依旧的小产权房。他们拆了又建，屹立不倒，反映的是乡村移民对于落脚城市的需求，所以即便未来城市更新中再拆，他们依然还会通过某种方式，在空间的某个地方再冒出来的，而那些完全堵死落脚城市发展的都市，可能会落得停滞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