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所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着实是一本好书。这里的结构，指的是一种内在的、保持强大稳定性并指导国人行为和言语的动力机制，也许可以对应着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无意识的内容是可以意识化的，也就是本书中进行的解析与批判过程。让我耳目一新同时也极为赞同的是，作者不仅通过现象（由行为组成）进行分析，同时还通过所谓“文法”(grammar)进行解析；虽然不能完全从字面理解该概念的含义，但是从文中可以大致揣摩出作者从国人使用的话语体系，即文字和言语中来进行分析。语言、文字和行为一样，都是文化的窗口；当我们不自觉、“下意识”的去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语、写一些文字时，应该会有一个称为“文化深层结构”的机制来形成一种中国人的共同特征，这无疑也是作者高度自觉和批判意识的表现。
本文不将对本书进行系统性的梗概，只打算将书中的一些观点与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进行结合，并谈谈自己的思考。在具体展开论述前，有必要强调的是，书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批判，作者也提供了必要的解释：
“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原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
这段话实在也是喜欢此书的第一个原因，即作者意识到中国文化的负面和值得批判的地方不是由于文化的“不好”，而是“不合适”。我要求自己一直带着这个观点去阅读该书，我也希望读者能够带着这个观点来阅读本文和这本书。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将使用一些现代社会中的例子，来给作者的观点进行额外的支持或修补。
首先是中国人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二人关系，指的是国人往往从人和人的关系中来定义自我。作者通过对“仁”、对“三纲五常”等内容的解释进行论证。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心理学中也往往证实了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有他人存在（比如母亲），而且他人的重要程度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来解释的。与此同时，国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强调“和合”（不就是“和谐”吗），强调要有人情味，即不发生矛盾，而且还要相互关心。为什么要“和合”呢？因为不“和合”人我关系就濒临破碎，自我在这个社会中就失去意义。“和合”什么呢？只有上面规定的关系才会“和合”，也就是在“差序格局”中的人才会与他“和合”，否则就是对陌生人的肆意妄为（这也是为什么在城市中的不“道德”，其实是不“和合”的现象那么多的缘故）。怎么“和合”呢？不产生矛盾只是维持一种“和合”的状态，但是要建立一个状态，往往靠对别人的关心（尤其是对“身”的关心，下文会作进一步的阐释）来获得。
就以母子关系为例，以下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妈宝男”的诞生。母亲为了维持与儿子的关系不破裂，往往会通过所谓“关心”（实际上是包办代替）他的各个方面达到效果，比如帮忙准备吃穿住行，甚至连未来妻子都是可以安排的，目的是让儿子失去自主性，而全身心的依赖母亲。另一方面，儿子那方由于“孝”（网上议论很多，在这里定义为听话、懂事、乖，不产生矛盾等）的安排，即便有天然的自主性萌发的意识（按照埃里克森、弗洛伊德等的理论）也会主动的抑制（或者被动抑制，“我竟然生了这么个不孝儿！”“你看看你，就不要这么做了，让你妈多伤心”），久而久之也就产生了对母亲的依赖感。这样的母子关系，是一种维持在母婴阶段的关系，这个阶段中由于婴儿自主性几乎没有，因此只能由母亲来提供一切生存所需，而婴儿也产生了一种一切事物都会自动到来的错觉；在这个过程中，武志红老师的“巨婴”与“全能自恋”的概念得以产生。当然，这里没有任何性别歧视之意，两两组合同样也可以形成“妈宝女”“爸宝男”“爸宝女”，只是在社会中，需要承认的是，母亲往往更多的承担养育责任，男生在家族中则更多的得到关爱，当然，得益于过去三十年的“一胎政策”，可能也造就了不少的妈宝女的诞生。
这里只是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事实上，随着我们“现代化”程度的加深，极端的“X宝”人数应该不断减少，但是这种二人关系造成的人我界限不明朗依然在身边，时刻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走后门；熟人介绍认识的自动给予好感（当然这是一种减少社交成本的有效方法，以他人信誉做背书，因此只是一个度的问题）而陌生人则爱理不理；由于害怕违背“和合”关系而不敢拒绝，虽然心底里怨恨，还会背后和无关的人抱怨；对于侵犯了自我自主选择权的事情不敢大声抗议，而心底里忍着，忍无可忍才爆发最后导致两个人撕破脸；认为谈钱伤感情，而模糊化规则；强调人治而不是法治……
总而言之，这种强调二人关系的文化会让自我得不到伸展，缺乏自主性的自我只能被不同的二人关系牵着鼻子走而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这里也是一个文化中目的意向性的问题，把目的投放在二人关系的构建与“和合”中只能让社会保持“和谐”，而不能让社会融入到充分竞争的世界中获得更高的成就。
那么，率先发展的香港和台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大发展的大陆，已经获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中国是不是已经摆脱了不会竞争的桎梏呢？可能只能说一半是正确的，因为这涉及到下一个主题，中国人“身”的文化和“心”的文化。先说“心”的文化，这里的心，指的是Heart而不是Mind，也就是有将一切事物感情化而不是理性化处理的倾向，比如中国人强调上下要一“心”，否则会离“心”，你做了什么事情让我寒“心”或者暖“心”，你能这么想实在是有“心”，在这里不做过多的论述。而“身”的文化，则是国人追求的目标永远仅停留在对“身”的安放，毕生追求仅仅是“身”有所养，“身”居高位而已。从小事来说，之前也提到他人（尤其是父母）对个人的关心往往停留在“身”上，“吃了没？”“最近身体好吗？”“早点休息”“多穿点”“吃好点”；也经常跨过人我界限来关心“身”体，“天气冷了，多加件衣服”。事实上，温度感受器在个人“身”上，一个由独立自主的个体应该会随着自己感受温度的变化而增减衣物，感冒生病与否也不是“听不听爸妈的话”就能决定的。至于“身”和“心”的关系，则是“心”对“身”的照顾与“心”对“身”的组织，要获得一个人的“身”，形成关系，必须将自己的“心意”到对方“身”上才行，而国家要获得民“心”，则必须要通过发展经济，实为“身”有所养方能实现，因此为什么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什么要脱贫可见一斑。
在这里，经济命题自然而然的提出。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获得了竞争的“成功”，大体上是由于我们重视“身”的安放与人口密度大所致。我不想过多着墨于社会问题，更像探讨个体的成长。我不敢说有多少比例的人是这样想的，但我斗胆认为，大陆社会的精英大学生更多投身于金融领域更多的是对于自己“身”何处安放的焦虑，而不是不断超越自我、获得自我同一的动力。试看A同学综合成绩和专业课成绩排名第一，出国去哪个学校念什么内容更多是比照就业情况和薪酬水平，还有工作的稳定性。我很佩服该同学的能力与刻苦程度，但是我实在无法认同这么聪明的脑子所追求的东西。
我没有进行科学统计，无法说国外充分自我伸展的人就比国内的人多。但对我而言希望能够长久的追求自我的伸展，追求精神层面的幸福水平，而不单只是“身”何处安放的问题。
最近国内上映的两部电影，La LaLand与Sing都讲述的是不同人的自我伸展过程；且不说国内和国外社会上的人怎么样，就说电影剧本的设计，以我粗浅的电影经验我应该暂时没有想到国内电影中哪位主人公有Sing中的小考拉能够这么恬不知耻的为自己梦想奋斗然后梦想破碎的过程，最后的结局可能只是一场show，在考拉和羊驼重新开始刷车的时候对我而言这部电影已经结束了。
我想这种对“身”的过分重视与“二人关系”的目的意向性是无法达到个人主义的胜利的。
最后，我想回到第一个内容，对于“二人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的探讨上来，正好近期李雪、徐凯文、武志红等等各路心理学大V也在网上讨论类似的命题（详见微博@徐凯文等）。
我不敢妄论自己的观点和哪位老师的观点一致，只想表达一下自己对于这个话题的探讨。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我对武志红老师《巨婴国》这本书的态度。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在《巨婴国》中多次提到，而我以为《巨婴国》论述的观点不能说不对（我也在前文表达了对巨婴和全能自恋等概念的赞同），但是这里面缺少论证，缺少逻辑的推导，因此有限的举例也显得矫揉造作，观点就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如果不加以批判性的看待很容易被观点带跑。而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局限性的，于是我在阅读一百多页以后放弃。在我还保存的记忆中，武老师大多只是对不同的现象都略显粗暴的归结到他的话语体系中，而这个话语体系大多是“二人关系”。是的，父母对于儿女人我界限不分的过度关心、控制或者是虐待，这些创伤的早期经历确实是我们现在自我得不到伸展、亲密关系不幸福的原因，但是我们的行为还受到更多来自大环境中其他人的影响，在更加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看，其实父母也是受到他们各自的父母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只不过是把自己认为“好的”给我们（只要他们还是“爱”我们的），而对这种集体无意识不自知。
我没有想为父母的行为进行开脱，事实上，承认早期创伤和父母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绝对是成长的第一步，这也是《巨婴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是的，看到这种错误的影响我们会难过，会伤“心”，甚至会愤怒，但我依然认为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情绪上，或者说情绪上也不能仅停留于此。在这个角度上我还是支持徐凯文老师在论战中提出的“与父母和解”这个观点的。
我以为徐凯文老师的观点和武老师的观点是不相矛盾的，而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是的，愤怒也好，伤心也罢，看到父母对我们的控制带来的消极影响足以让我们第一步迈出与父母关系进行破裂，去尝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个体。这种断裂，很多时候是要通过强烈的行动与矛盾来形成的，我们无法保持与他人和环境关系的“和合”状态来达到断裂，正如我和一位同学探讨的，要脱离她母亲的控制必须要在地理上跟他们隔离，在经济上能够独立自主的发展。
但是，断裂之后呢？我以为徐凯文老师的观点是与父母关系的终极目标是要通过自我的成长来让父母的内心也能得到成长，最终达到三人之间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视对方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依附于某种关系的“身”体。这个过程仿佛我们变成了心理咨询师，去打开父母在早期形成的“心结”（创伤）。这很难，但就像很多学院派的理想主义者呼吁的一样，我们要有理想对吧，毕竟，去憎恨一个人，去断裂一个关系，与重新构建一个亲密关系相比还是太简单了，而重新构建一个亲密关系才是成长的下一步。
本文啰嗦到这里也算是结束了，最后再回到题目谈谈吧。我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触是希望自己的自我能够更为广阔的伸展与成长，同时也希望自己的Heart的感性能够逐渐成长为Mind的理性。人们常说理性就是压抑，那和自我的伸展怎么匹配呢？在我看来理性确实很多时候表现为压抑，但这种压抑，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出发，压抑的是本我的冲动；而中国的文化很多时候是用超我，甚至是他人和权威的“超我”来压抑自我了。自我得到充分的成长，确实是临床心理学很重要的目标。
对了，欢迎与我借阅书籍与讨论，真的很喜欢这本书。
参考文献：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