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乡村振兴

机缘巧合在B站评论区发现一本有意思的书，Paul Willis的Being Modern in China（暂译为《中国进入现代化》）。目前没有中文版，但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有英文版，借来读了读。

文献：理查德·佛罗里达，吴楠（译）. 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受到最近看的一篇文献（Donald Mcneill, 2021. Urban Geography I: ‘Big tech’ and the reshaping of urban space）的指引，快速阅读了文献中大量引用的理查德·佛洛里达 (Richard Florida) 所著《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一书。本书是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之后，阐述伴随新兴经济而日益严重的城市危机。这里所谓“新”城市危机，是相对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美国郊区化所带来的内城衰败、犯罪率飙升的“旧”城市危机。随着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的转变，知识经济、信息技术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人才开始回流城市中心地区（“再城市化”）。人才、资本、信息在城市中心的集聚带来了城市中心的复兴，但也同时推高了城市中心的房价，对“低端人群”起到挤出作用。另外，信息社会特殊的纺锤状阶级分布（少数高端人群加大量的低端服务业人群）造成中产阶级的流失，进而扩大了城市贫富差距、贫困以及社会隔离的问题。具体而言，这些城市危机包括房价不断攀升、不平等程度不断升级、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社会和阶级分化与隔离、日益恶化的郊区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停滞和大量贫民窟问题，以及全球范围来看少数超级城市和世界其他城市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的问题等。此外，作者也提出城市以及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是右倾保守势力抬头的重要原因（川普上台）。

利用周末的时间快速扫完了这本温铁军、梁少雄和刘良主编的《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这是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合办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所培养的学员的乡建记录，有的是他们结业报告，但更多的是他们在结业后组织或参与乡建项目的感受与总结；里面有对自身经历的叙述，也有对青年参与乡建的反思与感悟。这次就从中引申出三点想法，与诸君分享。

元旦放松，看完了王曙光老师的新作《中国扶贫——制度创新与理论演变（1949-2020）》。这本书从中国农村贫困的类型学和发生学入手，讲述中国扶贫的历史演变以及包括发展集体经济、农村金融、乡村振兴、农村合作组织、乡村民主政治、异地搬迁等扶贫战略，并提出“内生性扶贫”和“社会网络扶贫”两个概念。所谓“社会网络扶贫”，指的是通过构建各种有形的组织和无形的制度，为贫困人群构建一个获得社会安全感和社会资本的网络，为其可持续的脱贫提供坚实基础。所谓“内生性扶贫”，指的是在扶贫过程中要激发贫困人群和贫困村的内生动力，转向精准和系统型扶贫，并实现培养农民主体意识、机制化设计和农村发展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等目标。

写在前面的话：本文为王曙光老师“中国农村”课程期中读书报告作业。说实话，我之前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村问题并没有系统性的了解，因此这门课程和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有种“科普”的感觉。

做农村研究的专家往往十分强调农村的“稳定器”“蓄水池”作用，这次疫情也充分展示了农村对中国社会韧性的帮助。读完这本书，让我想到在某次面试时面试官问到“如何看待户籍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异的问题”，我在大谈特谈城市应该提供充足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同时，忘记了我国农村“稳定器”的现实。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进一步得到强化的背景下，我国户籍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异必将继续存在一段时间。本文仅选择了三个感兴趣的方面进行论述，对本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读书摘录https://powerlcj.com/632/2020/11/22/，或购买书籍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