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城记》，久久不能平静：城市规划知识学得越多，越发对书中简单的史实叙述感到愤懑不已，竟多次随书中人（或梁思成，或陈占祥）为北京而悲恸，以致不得不暂时放下书平复心中之痛——但是，当时的梁思成们呢！他们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万分喜爱为之呼号已久的牌楼、城墙、城门、四合院在一次次盲目的指示、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乃至人身攻击下，在万千“愚公”万千“热血”青年大众的“努力”下，化为乌有，从此再也无地去享受泱泱五千年文化大国一幅简单的如“夕阳·牌楼”的美景，他们，应该更伤，也更痛罢！
时间，或许真的可以抹平伤痛，当那一代人渐渐老去，属于他们的伤痛似乎也渐渐不再被提及，即使提及，也仅在短短的时间内淹没于万千当下中（说不定我自己过一晚上明天就非常容易的陷入现实的匆忙）。但是啊，他们和那座城市在当时留下的辛酸泪，将永远无法在历史中抹去吧！我想，只要任何一位知史明史的文化人，每每看到这段历史，都将会永远的敬重梁思成们，也将永远为这段历史而心痛不已。
感性不足以让我们勤奋思考，思考的深度，还得归功于理性。下面提几点个人在读后的一些思考：
首先，一座城市的建设必须要有合理的城市规划的指导。北京刚刚解放，中国刚刚成立之时，百废待兴，各种各样的部委机关都得用地建设，结果诸位领导“等不起”争论，就希望快马加鞭的建设新中国，于是不给“梁陈方案”充分讨论的机会，也不给任何方案充分修订讨论的机会，最后有了一个“闭门造车”的丙方案[1,112]，企图快速解决城市中没有规划指导的乱建格局。是的没错，城市建设需要一个城市规划，但是更重要的是合理的城市规划以及决策者尊重规划的意识。于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出现了城市建设不管规划，“房子去了哪里”[1,122]的困局，最终的结果是规划的地方没有建房，没有规划的地方遍地开花的同样混乱场面。说明一个合理现实的规划，以及一个尊重规划的意识和一个规划法律执行，这三点重要性。
其次，期待中国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不能再是“领导说了算，闹到中央再说”。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是不尊重科学和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而是外行领导说了算；决定有天大的错误都不改，直到闹到中央，中央领导说话了才罢休。当时是这样，现在也没有改善：除了上述那点提到的不尊重提出的规划方案而领导们闭门造车造出个“丙方案”外，书中还提到，当决定城墙和城门的存续时，梁思成们坚决反对，文化局的专家领导们也坚决反对，甚至请来的苏联专家也极力反对，但是城墙和城门就这样在所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拆除了，只因为“最高决定要拆”，全然不顾社会上和学术界的巨大分歧[1,253]，这就是典型的领导说了算的例子。但是当拆城墙拆城楼大张旗鼓的进行时，周恩来在视察的时候表示把前门（正阳门）及其箭楼保留下来的时候，这两个门又硬生生的保留下来了，交通要到都得绕着走[1,298]。虽说这是幸事，但是从另外角度看，这又再次体现中国政府“领导说了算”的极度不科学的作风：为什么周总理一句话可以把这两个门留下？为什么众多学者无数的反驳都无法留下其他的古建筑？而为什么又是正阳门不是其他门或城墙？为什么正阳门留下了其他门不可以留下？这样的不严谨只能导致政策上的不科学、不连续和唯领导意志转移了。
即便在当下，这样的情况也不少：对于重化工企业，领导说上马建设，就建设，当地群众反对、舆论报道都没用，只有当捅到中央，中央表示暂停生产做环境监测时“下面的人”才唯唯诺诺停工、检查，然后发现问题了撤职、处分……其实，如果这些项目当初能广泛征集群众和学者意见，开工前仔细研讨，那么就不会有这样大的纷争，即便有，甚至即便捅到中央，中央也没有任何的理由或者权利阻止一个投资上百亿的项目停产，因为它是严格符合法律途径进行研讨论证后再落地的。这还是回到最根本的政府治理方式上来：我们现在究竟还是“人治”，而只有“法治”，这个社会才能稳定向前发展。
再次，关于“大屋顶”的一些思索。一个好的建筑师，必然要对自己所处地区的民族特有建筑文化进行思考，并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自成一体，创新同时也延续当地的建筑文化。梁思成有言：今日中国之建筑……势必有一种最满意的方式，一方面可以保持中国固有之建筑美而同时又可以适当与现代生活环境者。”他也对此目标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实践[1,134]。尽管“大屋顶”的实践最后被认为是一种浪费和奢侈，最后甚至上纲上线的将他打为“资本主义”（当然这不只是他自己的原因，梁思成本人对于“民族特色”是很谨慎的），但是这样的尝试不失为一种为中国创造新建筑有利的尝试。且看当今中国各地高楼拔地而起，又是玻璃幕墙又是聘请洋专家随意设计发挥“现代主义”的色彩，殊不知当今中国到处的城市都太类似，城市名只具有标签的意义而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最严重的不是我们自己内部没有了特色，而是我们和国外的城市之间没有了特色，从北京东城区CBD到上海浦东新区到香港中环，似乎所有的建筑都一样，甚至，北京还没有香港那么干净和整洁。所以我喜欢西安，西安有自己完整的古城，有城墙，内城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也都戴上了“帽子”，或者这里说的“大屋顶”。所以作为泱泱文化大国的中国，在疯狂追求四十年的“现代化”之后，在四十年来把自己文化贬得一文不值而尽心尽力把国外的知识搬进来之后，至少在建筑上必须要创新自己的中国建筑。她势必不是戴帽子改个屋顶那么简单，也势必不会摈弃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现代化，但她也势必是中国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从哪里来？这肯定得从以前老祖宗的文化来，从那些摇摇欲坠的古建筑来。梁思成对此抱有信心。
最后，是关于梁思成的思索。这里主要想强调的是对于梁思成究竟也应该批判对待他——诚然这是对于每一位学者每一个知识都必须有的态度，而他作为一个“激进的”“非主流”的学者，其理论和观点也势必有太感性和带有理想色彩的部分，这些都是需要谨慎对待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现在好些了吗？）这样的“非主流”轻而易举的被扣上反动的帽子，任何事情都要上纲上线，变成意识形态的抨击，而不是仅仅在学术层面讨论，这是在逼迫每一位试图做贡献的学者进入昏天暗地的政治，也在逼迫他们把自己的理论观点感性化甚至出现异化了。这点不再多说。
过去的已经过去，但过去的不等于忘记，这座城市的辛酸泪，这些伟人们的辛酸泪，将被永远铭记，以及，激励着当代的行动者们继续奋斗。
参考文献：
[1] 王军, 《城记》[M],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